宋代文化的进步
成就仲景学说的核心地位

南阳张仲景博物馆副馆长张兼维在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

       今天，非常感谢研讨会能为来自医圣祠工作者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分享我们医圣张仲景。南阳是一个产生圣人的地方，商圣范蠡、医圣张仲景及冯友兰。张仲景出生于公元150年，它的成就是在宋代，真正光大于世界是现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写出后在社会上扑朔迷离，之后西晋的王叔和发现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并把它整理成《伤寒论》，而且把杂病这个部分给去除了。《伤寒论》在我们的社会上扑朔迷离流传了300多年，直到隋朝时，才在我们的社会上有所显现。唐代药王孙思邈在整理中医学《千金药方》时发现了张仲景的《伤寒论》，他在晚年将近90岁高龄时，把《伤寒论》中的一部分放在了他的《千金药方》里。到了汉代，中华民族文化走向成熟，那时我们的政治建立了一个王道和圣道，形成了儒释道基本框架。到了宋代，这个王权和圣道才真正的成熟，我们的儒释道也形成了一个深度的融合。这时，医学需要推出一部重要的经典，需要推出个圣人来参与到中华文明的建设之中，宋朝皇帝赵匡胤特别喜欢医学，在宋朝建立后，着手编纂各种医典，这感动了五代十国时期荆南国的一个君主，这位君主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把他们国的金银财宝都捐献出来了，并且他把《伤寒论》也献了出来。正是由于宋朝赵匡胤对医学的关注，才使得我们祖国医学经典《伤寒论》上升到了国家的层面上。然后，宋太宗就组织大学士、儒士、知识分子开始大范围的编纂中华医学经典，宋神宗时期，当宰相的苏颂是一个天文家、文学家、政治家，这样的人物也参与到医学经典的编纂之中。这时《黄文内经》因为黄帝不能仅仅作为圣人对待，也不能仅仅作为中医学最核心的一个经典来对待，因为《黄文内经》提供的是中医的理论和基础，它介绍基础里的临床相结合的中医学完整的框架，那么就自然而然的推出了《伤寒论》。宋仁宗时期成立了一个校正医书局，校正医书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选择《伤寒论》把它推向了社会，当时校正医书局是一些国家的重臣、一些儒士负责的，他们就讲“百病之急、莫急于伤寒”。所以，他们要推出《伤寒论》，其实不单单是编撰《伤寒论》这本书，它更多的是体现了中国的这个“精”，因为圣人本身不是伟人，他创造的就是为我们的一个民族、文化立下千古大法、准则大法、不变的大法。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不单讲病，其实还推演了阴阳五行，因为用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建立的中医学的理论积极性、临床积极性，尤其是中医的哲学应用在了医学、临床、康复上面，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推出之后，宋朝很多大学士、儒生、知识分子很快投身到研究《伤寒论》新的文化现象里面，这里面有几个主要的人物：金代成无己，他第一个全面注解了《伤寒论》；许叔微也是一个大学士，他把张仲景《伤寒论》里面的文化思想、哲学思想和张仲景思想学说的特点总结出六经分病、八方变症、八大之治，中医学最核心的思想体系就是从这时开始被我们民族所认识的，这个六经分病就是张仲景的切点。六经本身就是一个经络系统，直到现在我们依然不知道经络是什么，但是在汉代时张仲景运用经络建立了临床体系和理论体系。因为宋代文化的进步成就了张仲景，成就了《仲景学说》在中医学的核心地位，成为中医学核心经典，至今指导着我们中医学的发展。那么，张仲景从南宋时已经被我们民族推为圣人，有很多学者一直在讲张仲景怎么是圣人，最后成为了医圣，清代陈兴元讲了医门的仲景即是儒门的孔子，把文化张仲景跟孔子相提并论，十大圣人中两个圣人文圣孔子是从人性的角度教化的，而医生张仲景是从和谐的角度和健康的角度为人类服务。
       我们大家今天在南阳探讨宋学的同时，也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到我们的医圣祠，到我们南阳其他景点走一走，感受一下南阳文化的美好，感受南阳曾经在汉代那么的辉煌，为我们民族作了那么多伟大的事。 (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