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朱熹理学的特点与改革
 

     安徽师范大学教授杨国宜在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
 

     上次“南阳宋学研讨会”上，我在《宋学：范公学派的特点与改革》一文中，对宋学开山祖师学派略有探索；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朱熹的理学，因此就“朱熹理学的特点与改革”作些申论。

       宋学，是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的时代思潮

      宋学，是中国学术发展到宋代与时俱进的产物。既是汉学的继承者，又是汉学的对立物，是汉学引起的一种升华。具有许多自己的时代特点，主要是：博古通经，注重义理；以史为鉴，经世致用；内圣外王，成德立功；探究本体，维护纲常；等等。
 

       宋学内容丰富，派别甚多。《宋元学案》长达100卷。列举的主要学派有：范公学派、荆公学派、温公学派、关洛理学、湖湘学派、浙东学派、朱熹理学、陆氏心学等。他们相互之间争论激烈，其主要精神皆在于研经读史、经世致用，发现弊端、推陈出新，进行改革的理念甚为明显。 如：仁宗时期，出现了“范公学派与庆历新政”。可是极习太深，积重难返，遭到既得利益者们的反对。加之经验不足，步骤太猛，反对派的污蔑诽谤，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动摇，范公只得主动辞退，“新政”便流产了。此次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虽然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但影响很大。因为弊病未除，问题仍然存在，要求改革的呼声依然很高。

神宗时期，出现了“荆公学派与熙宁变法”。王安石目睹“庆历新政”失败，非常惋惜。随即向仁宗皇帝上《万言书》，对当时的官制、科举、吏治败坏的现象做了深刻揭露；提出自己“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方针，以及用人之道等改革主张。虽未被采纳，但其名声大震。至神宗即位，被召入京，任为“参知政事”，主持“熙宁变法”。但由于考虑不周，操之过急，用人不择，树敌过多，反对者甚众。王安石不得不退居二线，“新法”变质，社会危机更加严重。
 

哲宗时期，出现了“温公学派与元祐更化”。支持“变法”的宋神宗逝世后，哲宗即位，任用司马光为相，进行“元祐更化”。在“熙宁变法”时，他最初也是同意和支持的，后来发现出了不少问题，劝阻不行，才开始反对的。他上台后罢黜“新法”，进行“更化”，并非倒退。更化，也是改革。至于“元祐更化”后来搞的不好，是由于某些地方搞过了头，特别是在任人方面，意气用事，形成了不辨原则是非的朋党之争，背离了改革的旨意。

与此同时，出现了“关洛学派与理学的兴起”。宋学中，最早出现的范公、荆公和温公，他们治经读史，经世致用，发现社会弊病进行改革的重点都偏重于政治方面，效果都不够理想；于是，与他们关系都很好的，偏重于学术的精英们，便在思想修养方面进行探讨，兴起了理学。理学又称道学，古无此名，至北宋中期才出现。故理学实为宋学的一部分，是宋学与时俱进，发展到新时期的产物。理学的兴起，与张载、周敦颐和二程的倡导有关。周敦颐依据《易传》、《中庸》之理，作《太极图说》，“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始终”，论证世界本体及其发展过程。《宋元学案》称其为“高平讲友”，与范仲淹的关系是很不错的。 张载，因范仲淹劝读《中庸》、《宋学学案》，称其为“高平门人”。程颢、程颐，少从濂溪游，厌科举之习，有求道之志。泛滥诸家，反求六经而后得之。论为学之道，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志。曾参与王安石、司马光的变法与更化，但又不全同二人之所为，有一套自己的主张。他们治经，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故称理学，为理学的创始人。其学虽颇主力行，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其流弊颇易陷于空谈。

南宋前期，出现了“张浚父子与理学的转型”。当时，理学虽颇为流行，但其流弊也逐渐显露，有一些“浮伪之徒，自学问文采不足表见于世，乃窃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黙，中实奔竞”，他们“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孟轲传之颐，颐死遂无传焉。狂言怪语，滛说鄙论，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视阔步，曰此伊川之行也”。他们认为只有“师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则为贤士大夫，舍此者非也”。不少人认为这样的“理学“，或称“道学”，实为“伪学”，应予禁止。特别是在金兵压境、宋室偏安、财政困难的环境下，空谈理学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时一些社会精英们考虑必须有所作为，应该有恢复之志，有事业心，建功立业的事功思想悄然而生。特别是张浚、张栻父子，既是著名的抗战派，又是理学名家，他们的事功思想非常突出。张浚的《紫岩易传》中“事功”一词出现达11次，主要有：“不能建立事功以生利万物，而获罪于天下，后世耻之”。“若雷动而奋，仁德以行，天下之贤其将合志同心，以赴事功之会，而我之德业永永无穷矣”。张栻的《易说》、《南轩集》等书中，“事功”一词出现约13次：主要有“不昧于事，则得者为吉，失者为凶，吉凶既定，则凡勉于事功者，莫不弘之不息，以成其功”。 “事功固有所当为，若曰喜事功，则喜字上煞有病”。事功，固然是应该讲求的，但不能只是“喜欢”就可以了。因为事功是有标准的。以管仲为例，不能“但称其救世之功”，还应该“问其仁，而独称其事功，则其于仁也，亦可知矣。然使其果为背君而从雠也，则虽事功亦不足称矣”。事功，应该看其是否合符“仁”,是否违背“君”，如果不符合，就不足称道。从以上引述的言论中，不难看出张浚、张栻的事业、事功思想，不仅非常突出，而且很有原则。是理学与时俱进、发现弊病后，适应时代转型的思潮。值得关注。

南宋中期，在浙东出现了宋学中理学向事功的转化。浙东学派的主要人物有：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叶适的《温州新修学记》，对永嘉学派的渊源和最后形成作了简明的介绍：“昔周恭叔（行己）首闻程吕氏微言，始放新经，黜旧疏，挈其俦伦，退而自求，视千载之已絶，俨然如醉，忽醒梦方觉也，颇益衰歇。而郑景望（伯熊）出，明见天理，神畅气怡，笃信固守，言与行应，而后知今人之心，可即于古人之心矣。故永嘉之学，必兢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也。薛士隆（季宣）愤发昭旷，独究体统，兴王远大之制，叔末寡陋之术，不随毁誉，必摭故实，如有用我，疗复之方具在。至陈君举（傅良）尤号精宻，民病某政，国厌某法，铢称镒数，各到根穴，而后知古人之治，可措于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可能是谦虚的原因，没有把自己（叶适）写进去。他们原先都是关洛理学的传人，后来适应时势的变化，演变成了事功学派，对理学的某些言行颇多质疑。他们都探讨社会问题，提出各方面的改革方案，都有改革的理念，可是都没有得到实践的机会。

同时，朱熹也与时俱进，根据宋学研经读史、经世致用的改革精神，针对理学内部的弱点和外部的责难深入探讨，采取自我完善的方法，集理学之大成，形成了自己的理学体系和特点，在诸多学术领域内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堪称宋学中的大师。

    朱熹理学的特点与改革

朱熹，十九岁登进士，进入仕途，约五十年。但官运并不亨通，仅当了九年地方官，在朝廷作了四十天侍讲。其余四十年大都是领祠禄居家，过着教书、讲学和著书的生活。他学识渊博，对哲学 、政事、史学、教育、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颇有研究。其思想的特点，值得我们很好的研究。

朱熹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具有融会贯通、兼容并包的特点。国学大师钱穆的《朱子学提纲》，对此有专门的论述:“理学在北宋，唯伊洛程门有其传。及至南宋，亦是伊洛传宗。但至朱子，乃始推尊濂溪，奉为理学开山。又极推横渠，为《西铭》、《太极图》同作义解。不仅汇通周张二程四家，会归合一；又扩大其范围，及于邵雍、司马光，特作《六先生画像赞》。后人称理学为关洛濂闽，然朱子之理学疆域，实较北宋四家远为开阔，称之为集理学之大成，朱子决无愧色”。不仅如此，钱穆还认为朱子又“集宋学之大成”。所谓宋学“乃指理学兴起以前，北宋诸儒之学言”。他把北宋诸儒的宋学，分为三项：“一为政事治道之学，二为经史博古之学，三为文章子集之学”。成就都很高，不能弃之不顾。朱熹对北宋诸儒这三方面的论著言行，都甚为推崇，认真学习，“会众说而折其中”，融会贯通，加以吸收，体现在自己的言行论著之中。故而，朱熹实为集宋学之大成的大家。
 

理气二元的宇宙观。古往今来知名的思想家，莫不探讨宇宙的构成和本质。北宋理学家张载在《正蒙》中说“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途，然其为理也，顺二不妄”。是物质运动的规律。二程也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天下物皆可以理照，一物必有则”。“万物只是一个理”。朱熹发挥他们的观点，对理作了系统的论述，提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行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这种理气并举的观点，看似二元论。但他又说“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还是没有跳出唯心论的范畴。
相反相成的辩证观。
 

朱熹对北宋理学家二程“物必有对”的观点，十分欣赏。“明道所以云天下之物无独必有对。终夜思之，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高兴的真有些得意忘形了。他认为“直是可观，事事如此，天下事物都是”。便得出了 “凡事无不相反以相成，东便与西对，南便与北对，无一事一物不然”的结论。“一物各具一太极。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这种事物相反相成的观点，精确地表达了万事万物对立统一的规律。“一分为二”通俗地说明了事物都具有相对应、对立的一面。这些对应、对立的方面是相互转化、相互联系的。可见，确有辩证法的特点。

动静变化的发展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其《通书》把动静分为两类：一类是“动而无静，静而无动区，物也”；一类是“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具体事物的运动与静止，是绝然分开的。朱熹将这种观点进行了改造与发挥，提出“太极自是含动静之理”，“静即太极之体，动即太极之用。”二者之间是体与用的关系。“方其动时则不见静，方其静时则不见动。”但“若以天理观之，则动之不能无静，犹静之不能无动。”理学家认为 “阴阳者，天地之气也”。轻清上浮者为天，重浊者下降而为地。气的动静变化，就促使了万事万物的发展。

     格物致知的认识观。程朱学派强调知识是先天固有的，人们因受物欲的影响而丧失先验之知，主张通过“格物”去重新获得。程颐说：“知者吾之所固有，因物而迁，迷而不悟，故圣人欲格之”。朱熹发展他的观点说：“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致知”有一个过程，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然后脱然贯通。致知在格物之中，格物之外是不能致知的。“穷理”离不开格物，“格物”才能穷理。而且，“穷理”是没尽头的，“致知有甚了期”？必须不断进行下去。这种对事物的探讨获得认知的途径，是有道理的。但理学家认为知识是“先天固有的”，可能不太符合实际。不过，朱熹虽然讲人生而有知，但也不否认见闻之知。在知行关系上，他说：“知与行工夫，须着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废，如人两足相先后行，便会渐渐行得到，若一边软了，便一步也进不得。然又须先知得方行得。
 

     克己复理的理欲观。经常可以听到有人指责宋代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说他们没有人性，不近情理。然而，我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发现有些指责不太符合事实，可能有些片面。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由来和用心，并非毫无根据的空隙来风和标新立异。不过这“存”与“灭”应当正确的理解。存是保存、恢复的意思；灭是减少、控制的意思，不能理解为彻底消灭。因为朱熹并不完全排斥人欲，他曾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就把“饮食”之类的生存条件划归天理，“此欲亦岂能无，但亦是合当如此者”。是应当满足的，只是过分追求的“美味”那种人欲。脱离自己的现实条件，既然存在破坏社会现实的潜在威胁，当然应该反对。合乎“天理”的人欲，是不能“绝灭”的。可见，朱熹所说的“灭人欲”的灭，只不过是减少、控制的意思。正当的人欲，朱熹也认为属于天理，哪能消灭呢！而且，朱熹说“灭人欲”，仅只一次。他的文集和著作中，是没有的。仅见于他死后，由其“门人”回忆他的言行编辑而成的《朱子语类》，我用电脑查了朱熹的论著，发现“遏人欲”一词的频率非常高。朱熹本人生前习惯使用的是“遏人欲”，不是“灭人欲”。灭，如果理解为减少，是可以的；如果理解为消灭干净，就背离朱熹的愿意了。合符天理的人欲，不仅不能消灭，而且随着物质、文化条件的发展，还要不断的改善和提高。关键是掌握一个适当的“度”，也就是朱熹经常说的“克己复礼”。礼，也可以说是理，是一种规范和制度，人人都应该遵守。如果人们都能够“克己复理”，人欲得到适当的控制，社会就和谐了。这样的理欲观，有什么不对呢！

     以民为本的政事观。朱熹的政事观仍以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为基础。但他不满汉代经学家章句之学的注释，自己秉承宋学“注重义理、经世致用”的精神另为新注，甘冒疑经改经的风险，重新组织编辑了《四书》、《五经》，全都作了新注，颇有改革的新意。既是“理学”修身养性的准则，也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理念。

他在为《书经》“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作“注”时说：““民者国之本，本固而后国安。”显然，把人民抬到“国本”的地位”。 民既然是国本，制定政策的基本原则就应该是“得民”。 “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由此，他主张统治者要取信于民，富民为本。具体说来，可以理解为爱民、济民、便民、安民等等。他的理念是：一要为民制产：让耕者有其田。二要为民请命：减轻农民的负担，施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三要为民父母：必须整顿吏治；任贤使能，反腐倡廉，发展生产。四要为民作主：必须公正执法，对违法害民的豪强恶霸坚决惩处；对官人子弟严加管教。加强思想教育，德刑并用。对包揽词讼、播弄是非的胥吏进行清理。
 

朱熹作过多年地方官，在以上各方面不仅有理念，而且有实践，但毕竟只是州县官，而且时间不长，仅只九年。官声虽然不错，但取得的实际业绩并不是太大。
德智并重的教育观。朱熹的政治生涯并不顺畅，从中进士到逝世的五十年中，经常处于被压抑、被排挤的地位。大约有四十年都是居家领祠禄，在各地从事教书、讲学和著书。是一个把毕生主要精力都贡献给了教育事业的教育家。因而，他的教育观也颇有改革的新意，值得研究。

朱熹认为教育需要与时俱进，发现弊端及时改革。例如：读书人全都往科举考试的一条路上挤，都想当官。科举考试，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为“应试教育”。 考生“爱好时文”，没有在德才方面痛下功夫。而且，教育与实际脱节，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情况很严重。掌管教育的官员良莠不齐，有的人把学校当成追逐名利的场所。需要大力整顿，进行改革。
 

在教育的目的方面：朱熹认为“立学教人”。首先是“明人伦”，要把道德教育放首位，“德行之于人大矣，莫不以是为先”。但德育与智育不可偏废，二者统一才可能培育出德才兼备、品学兼优的人才。德才二者并不矛盾，他说：“德而不才，德匪其德；才而不德，乃才之賊”。不应该把它们对立起来。

在教学的方法、内容和形式方面：朱熹进行了很有新意的改革：他认为学校教学，应该按学生的年龄特征和接受能力分阶段进行。大体上可以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并分别提出了两者不同的任务、内容和方法。并亲自编写了《小学》一书，辑录"古圣先贤"的言行，分为《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嘉言》、《善行》六卷，还自撰《四书集注》、主编《五经》的新注，作为各级学校的教材。教学形式应该多样化，除传统的课堂讲授外，还可以采取师生问答、学术交流等方式。

在读书方法方面：朱熹积累了许多经验，他的学生总结出“朱熹读书六法”：一为“循序渐进”。二为“熟读精思”。三为“虚心涵泳”，也就是要虚怀若谷，要反复咀嚼，体会出书中涵义的真谛。四要“切己体察”。五要“著紧用力”，不可懈怠。六要“居敬持志”读书时要精神专一，注意力集中。要树立远大的志向，高尚的目标。

在教育的范围、规律和原则方面：朱熹还提出了“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世之要”、“接物之要”等“教书育人”不可缺少的项目，以及知行并重、博专结合、自觉主动、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原则，直到今天仍是值得研究和借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