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预后思想分析
南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郑先兴在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情。历代史学家无不予以论析，或非议，或赞扬。近代以来，也许是因为社会急剧变化的实际，众多学者无不以赞赏的态度歌颂王安石。如梁启超、邓广铭、漆侠诸位先生，都有专门的论著问世。
笔者认为，王安石变法的魅力不在于其为何变法，也不在于其变法的结果如何，而在于其如何变法。也就是说，王安石在变法中充满着智慧，知道为什么变法和怎样变法。换句话说，王安石变法有着独到的预后思想。
一、撇开人事纠纷，直接解决国家问题
王安石新法的推行，主要是在熙宁年间，所以，历史上也称作熙宁新法。其主要内容可以条列如下：熙宁二年二月，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熙宁二年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熙宁二年九月，行常平给敛法，即青苗法。熙宁二年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法。熙宁三年十二月，定畿县保甲条制。熙宁四年十月，颁布募役法。熙宁五年三月，置市易务于京师。熙宁五年五月，行保马法。熙宁五年八月，颁布方田均税法。熙宁新法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一是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增加国家的掌控力和收入，如均输法、青苗法、方田均税法等。二是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促进粮食增产，如农田水利法。三是维护社会稳定，增加国家治安力量，如保甲法、保马法等。
熙宁新法，可能是吸取了之前范仲淹改革的教训。范仲淹在宋仁宗庆历年间提出了十项政见：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戎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前五项主要是澄清吏治，整顿官场；后五项主要是祈求国家富强和政令通行。初衷虽好，但是想马上解决宋朝建国以来的冗官冗军冗费问题，显然是比较幼稚的。所以，其改革不到一年就以免官而宣告结束。与此相较，王安石撇开了容易引起人事纠纷的前五项，而致力于国家富强和政令通行的后五项。由此，王安石新法的实施都是涉及到国家政权根基的事情，不仅神宗皇帝会全力支持，即使一些持反对意见的大臣也不能提出相左的意见。王安石的行政智慧据此可见一斑。
二、设置专门机构，负责新法推行
为使新法顺利推行，王安石在组织方面做了准备：一是设置三司条例司。熙宁二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之后，设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陈升之同领，专门负责新法的制订和推行。熙宁三年五月，将三司条例司归并到中书省，由司农寺负责新法。二是提拔专职官员。熙宁二年，专门设置提举官，“递官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凡四十一人”。三是提高官员的薪水。增吏禄岁至缗钱百一十万。主张高薪养廉，认为吏禄厚则人自重。
三、科举制改革与修撰经义，为新法实施培养了人才，奠定了理论基石
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王安石还从学术方面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科举制改革，取士以经义和论策代替诗赋、注疏。熙宁四年二月下诏，首先批评以往以诗赋取士之弊端：“凋敝聪明”，“施于有政，无所用之”；分析其因，“皆士不知义故也”。由此，提出改变科举取士的内容，“今定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贴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次论一首。次，时务策三道。礼部五道。”
在科举考试中，以义理为核心，不在拘泥于章句注疏。宋代理学由此而诞生。同年十月，宋政府设立太学内外上舍法，改组太学，专门培养新学人材。当然，一些反对新法的官员对于设置新的机构和增加新的官员，是持反对意见的。司马光针对三司条例司批评道：“三司（盐铁、度支、户部）掌天下财，不才可黜，不可使两府侵其事。”又批评增加提举官：“设官则以冗增冗，立法则以苛益苛。”“天下之事当委之转运使、知州知县，不当别遣使扰乱其间。”宋神宗也认为，增置官司会浪费资材。尽管反对者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就新法推行而言，若没有专门的机关来负责，没有大量新上任的官吏的实施操作，显然是不可能的。就此而言，王安石的做法还是正确的。
二是设置经义局，修撰诗、书、周礼三经义，为新法奠定理论基石。熙宁五年，宋神宗咨询王安石，“经术，今人人乖异，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可以颁行，令学者定于一。”熙宁六年，令王安石提举经义局，负责训释诗、书、周官义。熙宁八年六月，诗、书、周官义修撰成功，由国子监镂版颁行。王安石撰写序言，诏付放置三经义之首，而后颁赐给宗室、太学以及诸州府学使用。这样，实现了王安石的“经术造士”“一道德以同俗”的愿望，为新法实施奠定了理论基石。
四、王安石变法预后的善果
一方面，变法确实取得了效益，稳定了社会政治秩序，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变法中，厘定政治改革的目标，建立相应的机构，培养必须的干部队伍，确立政治改革的基本思想，这一切的有机组合，可以说保障了王安石变法的顺利实施。也充分体现了王安石变法的预后思想和政治智慧。虽然在整个变法进程中，不乏反对甚至抵制的人，尤其是宋神宗之后，干脆终止了新法。但是就王安石的执政来说，变法却是成功的。
另一方面，王安石自己获得了寿终正寝的善果。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历代改革家都梦寐以求却不能够实现的。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完满结局，除了说明改革在其时是势在必行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王安石的政治智慧。如前所述，王安石变法只讲问题，只谈国家行政的目标及其实现，而不是一开始就涉及人事纠纷，甚至其中的修撰诗、书、周礼义，也迷惑了众多的作为反对者的士人，让他们在古典知识的殿堂中爬梳苦思，耗尽青春年华。
五、为何会有那么多的人反对变法
梁启超：主要是宋代士人以清议、批判获取美誉，从而为自己赢得政治资本。
钱穆：是因为王安石时代的宋神宗乾纲独断、备受重用，“反对王安石的，则大多是当时的所谓君子”，“诋王者亦非在其人品，而在其为小人所利用”。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因为王安石代表了庶族地主的利益，因而引起贵族地主的反对和不满。
在我们看来，恐怕主要是因为宋代起始，其政权的获得以黄袍加身之故，对众多的将士、官吏采取怀柔、恩典政策，使其养成了奢靡与享乐之风，只顾自家享乐，不顾国家安危，失却公心公德。《朱子语类》记载，朱熹学生请教南宋所谓中兴其间，除了岳飞，还有没有能超出的？朱熹有鉴于岳飞曾经对宋高宗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自平”，指出，“能道此十字，武穆已足不朽矣”！可见，文武官员的贪婪享受，是导致其反对新法的主要原因。
六、王安石变法预后思想产生原因
王安石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江西临川人。其父王益，时任临川军判官。幼年随父宦游各地，接触社会下层，感悟民间疾苦。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授淮南节度判官。此后，历任鄞县知县、舒州判官、常州知州等。一是所任各职，都能勤政爱民，兴利除弊，政绩斐然。正是因为长期接触社会下层，了解民间疾苦；二是权柄一方，深知为政之义，方养成其睿智、持重与干练之作风，成就了变法预后的政治智慧。可能是其长期生活在社会下层，了解百姓生活之艰辛，也明白国家治理之锁钥。（根据录音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