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宋学勃兴的时代背景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祁琛云在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
宋学作为一种与汉学相对而言的新的学术思潮，其在北宋时期兴起和发展，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唐宋之际皇权频繁更迭的动荡局面、北宋时期宽松的文化政策、发达的学校教育、侧重经义的科举改革、新兴的官僚阶层以及北宋中期以来复杂的社会环境等都是促使学术思潮发生巨变，新的学术体系生成并勃兴的时代背景。
一是唐宋之际皇权频繁更迭的局面，使得宋儒对汉唐时期据统治地位的传统学术产生怀疑，并力图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重振纲常，维护王道尊严。
中唐以后，皇朝政治经历了类似春秋时期王权旁落的磨难，藩镇跋扈，维系君臣之义的纲常伦理荡然无存。乱世局面的出现固然是唐前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也与墨守章句训诂传统的学术风气不无关系。当时的学术界沉醉于注疏经典，对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变化反应迟缓，既未能为王朝的振兴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也没有及时修复被破坏的伦理纲常，作为统治思想，当时的儒学却坐视王朝衰亡而无能为力。这种结局在入宋以后便成为宋儒怀疑传统儒学、批判章句之学的有力依据，也是激发富含怀疑精神的宋学兴起的主要因素。正如著名宋史专家刘复生教授所言：因为宋初“官方所操持之旧有学术思想”，未能对唐末五代出现的“新的社会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所以“一些崇奉儒家学说的思想家努力探究儒学义理，希望通过重新阐释儒家经典并以之为纲，重新建立起儒家的王道政治”。正是旧儒学相对于新形势的种种不适应，才促使宋初学者对既往学术的反思与批判，从而激发了一种与汉学对立的新学术——宋学的兴起。这一点，宋史学界的前辈学者邓广铭先生说的尤其透彻，他说：“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是汉学引起的一种反动。”漆侠先生也说：“汉学之所以成为宋学的对立物，主要是由于汉学内在矛盾的发展造成的。”因此，要探究宋学兴起的原因，首先应该从儒学内部的发展演变着手，宋初儒家在总结唐末五代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对汉唐儒学的批判与扬弃是宋学勃兴的内在要素。
二是北宋时期宽松的文化政策为宋学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政策最为宽松的时期之一。王朝建立以后，鉴于唐末五代武人乱政的历史教训,统治者制定重文抑武的策略,“兴文教,抑武事”，“以文化成天下”成为两宋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在治国理政方面，重视文教，优待文人，不杀文人出身的大臣与言官；保护言论自由，实行“风闻言事”的舆论政策。这都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宽松优越的环境，尽管宋代也发生过“乌台诗案”之类的文字狱，但相比秦代的焚书坑儒、汉代的独尊儒术、明清的文字狱，宋代的思想言论是相当开明的。
诚如郭学信先生所言：北宋宽松的文化政策为宋儒营造了一个“敢于说话、敢于思考、敢于创造的空间。正是在这种宽松的文化环境下,宋代新儒家和各种学派才呈现出蓬勃兴起和发展的局面。不仅学派众多,而且各学派之间时常展开自由的交流辩论”，“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第二次百家争鸣的盛况,使宋代的思想文化显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和一种自由的精神风尚。”可见，宋初就出现的宽松的文化政策为宋学这一颠覆了传统儒学的新儒学的诞生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是北宋前期发达的私学教育助推了宋学的勃兴与发展。
宋代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黄金时期，在科举制度的推动下，各种形式的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到北宋中期，形成了官学与私学并存、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并重的多元化、多层次的教育格局。
北宋教育的发展肇始于私学性质的书院与私塾，正是这类非官方的教育方式为学者营造了自由批判章句旧学，尽情探求义理之学的学术氛围。北宋的书院教育早于官学教育，是民间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闻名遐迩的四大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便是在这一时期发展壮大起来的。四大书院无一例外的以“破除章句之禁锢，明辨儒经之义理”为办学宗旨，最著名的要数范仲淹于宋仁宗初年执掌应天书院期间提倡疑经辨伪，开创义理之学的先声,为新儒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孙复等著名学者就是在这里接受义理之学的熏陶并将其发扬光大的。
与书院教育一样，北宋的私塾也是重要的民间教育模式，一般指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教育机构。北宋的私塾教育非常发达，在文化普及、人才培养及新儒学的勃兴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对义理之学的传播贡献最大的当属北宋著名的私学教育家胡瑗的“苏湖教法”。胡瑗反对汉唐以来重训诂、尚辞赋的腐朽学风，倡导重义理、重致用的新学风，“苏湖教法”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胡瑗在执教官学之前，曾长期在苏湖地区从事私塾教育，他渊博的学识及对儒经的独到阐释吸引了大批学子前来就学。“苏湖教法”的核心内容为分科教学，即著名的“经义”、“治事”二斋，其中经义”斋重在学习六经义理，而“治事”斋注重研习经世致用之术。胡瑗后来在范仲淹的推荐下，先后在地方及中央官学执教，其“苏湖教法”因此而发扬光大，使探求义理和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在北宋中期以后的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宋学勃兴的助推器。
四是北宋前期以经义策论为导向的科举改革在宋学兴起的过程起着重要的牵引作用。
唐宋科举制度间的巨大差异不仅体现在录取名额的大幅增加及考试制度的全面改革，还体现在考试科目与内容方面的深刻变化。众所周知，唐代科举考试以明经和进士二科为主，其中以帖经墨义为主的明经科是典型的章句之学的产物，进士科则以诗赋考试为主要内容。故无论是明经还是进士科，都属于脱离现实政治的纯学术考试，难以选拔真正的治国理政之才。所以入宋以后，随着学术风向的转变及文官政治的兴起，根基于章句旧学之上的明经科逐渐衰落，增加了策论分量的进士科成为主流，这是宋前期在科举考试科目方面的主要变化。就考试内容而言，庆历新政之前，进士科仍然以诗赋取士为主，这不仅不利于选拔真正有用的人才,而且使得当时的学风沾染了华而不实、雕琢修饰的习气。为扭转学风，选拔英才，庆历新政的主导者范仲淹制定了针对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方案，即所谓的“精贡举”，具体就是改变传统的科举考试内容,变诗赋墨义取士为经义取士，确立了以策论为重，诗赋为次的新考试方案。
从明经与进士科并重到以进士科为主、从诗赋墨义取士到经义策论取士，这种考试科目与内容方面的变革既是宋初儒家义理之学兴起的重要表现，更是在北宋中期以后宋学勃兴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从此以后，学者们为了适应新的考试制度，“纷纷摆脱传统章句注疏之学的束缚,从自己对儒经的理解出发,重新解释儒家经籍,凭己意发挥义理,以义理说经,形成了一股复兴儒家义理之学的思潮。”
五是新兴官僚阶层是推动宋学勃兴的中坚力量。
在科举制度的推动下，一个全新的官僚阶层在北宋前期逐渐崛起，并在北宋中期以后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文官政治。之所以称其为新兴官僚阶层，是因为其有着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官僚集团的鲜明特点。北宋的文官集团既不同于秦汉的军功集团，也有别于魏晋隋唐的门阀士族，这批以平民出身为主、通过严格考试选拔而来的官僚士大夫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较高的文化素养及专业的儒学知识。如果说汉唐时期的官僚是纯粹的行政人员，那么宋代的官僚士大夫则是集官员、学者与文人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如在宋学兴起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既是卓有成就的政治家，又是著名的学者，以他们为代表的整个文官集团将学术研究与政务处理相结合，期望从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中寻找治国理政的理论依据。基于此，身在官场中的宋儒们不再满足于脱离现实政治的章句训诂之学，转而致力于阐扬传统儒学的经旨大义和求实致用的精神，真正恢复儒学服务现实政治的功能。正是在大批官僚士大夫的推动下，北宋中期以后学风发生巨变，求实致用的新儒学取代了章句训诂的旧儒学。
六是北宋中期以来严重的内忧外患是宋学关注现实、经世致用精神产生的重要背景。
北宋建立之初，为防止唐末五代历史悲剧的重演，实行了一系列矫枉过正的措施，诸如重文抑武、扩充文官队伍、限制地方武力等，这些措施虽然在当时起到了维护新政权的作用，但也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到北宋中期，开始出现严重的内忧外患。俗话说“忧患出哲人”，当时许多有识之士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纷纷从儒家经典中寻变革现状、化解危机的思想武器，于是以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为契机，在当时的学术界掀起了关注现实、探究经义、阐扬儒家经世致用精神的热潮，并直接促成宋学的勃兴。因此，宋学在北宋中期的勃兴，既是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的产物，同时也是宋人推行改革、化解危机的思想武器，两者相辅相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