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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师范大学教授杨国宜在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
来源:河南中华文化促进会   编辑:admin   发布日间:2015-11-05   

宋学:朱熹理学的特点与改革
 

     安徽师范大学教授杨国宜在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
 

    

     上次“南阳宋学研讨会”上,我在《宋学:范公学派的特点与改革》一文中,对宋学开山祖师学派略有探索;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朱熹的理学,因此就“朱熹理学的特点与改革”作些申论。


       宋学,是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的时代思潮


      宋学,是中国学术发展到宋代与时俱进的产物。既是汉学的继承者,又是汉学的对立物,是汉学引起的一种升华。具有许多自己的时代特点,主要是:博古通经,注重义理;以史为鉴,经世致用;内圣外王,成德立功;探究本体,维护纲常;等等。
 

       宋学内容丰富,派别甚多。《宋元学案》长达100卷。列举的主要学派有:范公学派、荆公学派、温公学派、关洛理学、湖湘学派、浙东学派、朱熹理学、陆氏心学等。他们相互之间争论激烈,其主要精神皆在于研经读史、经世致用,发现弊端、推陈出新,进行改革的理念甚为明显。 如:仁宗时期,出现了“范公学派与庆历新政”。可是极习太深,积重难返,遭到既得利益者们的反对。加之经验不足,步骤太猛,反对派的污蔑诽谤,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动摇,范公只得主动辞退,“新政”便流产了。此次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虽然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但影响很大。因为弊病未除,问题仍然存在,要求改革的呼声依然很高。


神宗时期,出现了“荆公学派与熙宁变法”。王安石目睹“庆历新政”失败,非常惋惜。随即向仁宗皇帝上《万言书》,对当时的官制、科举、吏治败坏的现象做了深刻揭露;提出自己“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方针,以及用人之道等改革主张。虽未被采纳,但其名声大震。至神宗即位,被召入京,任为“参知政事”,主持“熙宁变法”。但由于考虑不周,操之过急,用人不择,树敌过多,反对者甚众。王安石不得不退居二线,“新法”变质,社会危机更加严重。
 

哲宗时期,出现了“温公学派与元祐更化”。支持“变法”的宋神宗逝世后,哲宗即位,任用司马光为相,进行“元祐更化”。在“熙宁变法”时,他最初也是同意和支持的,后来发现出了不少问题,劝阻不行,才开始反对的。他上台后罢黜“新法”,进行“更化”,并非倒退。更化,也是改革。至于“元祐更化”后来搞的不好,是由于某些地方搞过了头,特别是在任人方面,意气用事,形成了不辨原则是非的朋党之争,背离了改革的旨意。


与此同时,出现了“关洛学派与理学的兴起”。宋学中,最早出现的范公、荆公和温公,他们治经读史,经世致用,发现社会弊病进行改革的重点都偏重于政治方面,效果都不够理想;于是,与他们关系都很好的,偏重于学术的精英们,便在思想修养方面进行探讨,兴起了理学。理学又称道学,古无此名,至北宋中期才出现。故理学实为宋学的一部分,是宋学与时俱进,发展到新时期的产物。理学的兴起,与张载、周敦颐和二程的倡导有关。周敦颐依据《易传》、《中庸》之理,作《太极图说》,“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始终”,论证世界本体及其发展过程。《宋元学案》称其为“高平讲友”,与范仲淹的关系是很不错的。 张载,因范仲淹劝读《中庸》、《宋学学案》,称其为“高平门人”。程颢、程颐,少从濂溪游,厌科举之习,有求道之志。泛滥诸家,反求六经而后得之。论为学之道,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志。曾参与王安石、司马光的变法与更化,但又不全同二人之所为,有一套自己的主张。他们治经,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故称理学,为理学的创始人。其学虽颇主力行,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其流弊颇易陷于空谈。


南宋前期,出现了“张浚父子与理学的转型”。当时,理学虽颇为流行,但其流弊也逐渐显露,有一些“浮伪之徒,自学问文采不足表见于世,乃窃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黙,中实奔竞”,他们“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孟轲传之颐,颐死遂无传焉。狂言怪语,滛说鄙论,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视阔步,曰此伊川之行也”。他们认为只有“师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则为贤士大夫,舍此者非也”。不少人认为这样的“理学“,或称“道学”,实为“伪学”,应予禁止。特别是在金兵压境、宋室偏安、财政困难的环境下,空谈理学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时一些社会精英们考虑必须有所作为,应该有恢复之志,有事业心,建功立业的事功思想悄然而生。特别是张浚、张栻父子,既是著名的抗战派,又是理学名家,他们的事功思想非常突出。张浚的《紫岩易传》中“事功”一词出现达11次,主要有:“不能建立事功以生利万物,而获罪于天下,后世耻之”。“若雷动而奋,仁德以行,天下之贤其将合志同心,以赴事功之会,而我之德业永永无穷矣”。张栻的《易说》、《南轩集》等书中,“事功”一词出现约13次:主要有“不昧于事,则得者为吉,失者为凶,吉凶既定,则凡勉于事功者,莫不弘之不息,以成其功”。 “事功固有所当为,若曰喜事功,则喜字上煞有病”。事功,固然是应该讲求的,但不能只是“喜欢”就可以了。因为事功是有标准的。以管仲为例,不能“但称其救世之功”,还应该“问其仁,而独称其事功,则其于仁也,亦可知矣。然使其果为背君而从雠也,则虽事功亦不足称矣”。事功,应该看其是否合符“仁”,是否违背“君”,如果不符合,就不足称道。从以上引述的言论中,不难看出张浚、张栻的事业、事功思想,不仅非常突出,而且很有原则。是理学与时俱进、发现弊病后,适应时代转型的思潮。值得关注。


南宋中期,在浙东出现了宋学中理学向事功的转化。浙东学派的主要人物有: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叶适的《温州新修学记》,对永嘉学派的渊源和最后形成作了简明的介绍:“昔周恭叔(行己)首闻程吕氏微言,始放新经,黜旧疏,挈其俦伦,退而自求,视千载之已絶,俨然如醉,忽醒梦方觉也,颇益衰歇。而郑景望(伯熊)出,明见天理,神畅气怡,笃信固守,言与行应,而后知今人之心,可即于古人之心矣。故永嘉之学,必兢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也。薛士隆(季宣)愤发昭旷,独究体统,兴王远大之制,叔末寡陋之术,不随毁誉,必摭故实,如有用我,疗复之方具在。至陈君举(傅良)尤号精宻,民病某政,国厌某法,铢称镒数,各到根穴,而后知古人之治,可措于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可能是谦虚的原因,没有把自己(叶适)写进去。他们原先都是关洛理学的传人,后来适应时势的变化,演变成了事功学派,对理学的某些言行颇多质疑。他们都探讨社会问题,提出各方面的改革方案,都有改革的理念,可是都没有得到实践的机会。


同时,朱熹也与时俱进,根据宋学研经读史、经世致用的改革精神,针对理学内部的弱点和外部的责难深入探讨,采取自我完善的方法,集理学之大成,形成了自己的理学体系和特点,在诸多学术领域内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堪称宋学中的大师。


    朱熹理学的特点与改革


朱熹,十九岁登进士,进入仕途,约五十年。但官运并不亨通,仅当了九年地方官,在朝廷作了四十天侍讲。其余四十年大都是领祠禄居家,过着教书、讲学和著书的生活。他学识渊博,对哲学 、政事、史学、教育、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颇有研究。其思想的特点,值得我们很好的研究。


朱熹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具有融会贯通、兼容并包的特点。国学大师钱穆的《朱子学提纲》,对此有专门的论述:“理学在北宋,唯伊洛程门有其传。及至南宋,亦是伊洛传宗。但至朱子,乃始推尊濂溪,奉为理学开山。又极推横渠,为《西铭》、《太极图》同作义解。不仅汇通周张二程四家,会归合一;又扩大其范围,及于邵雍、司马光,特作《六先生画像赞》。后人称理学为关洛濂闽,然朱子之理学疆域,实较北宋四家远为开阔,称之为集理学之大成,朱子决无愧色”。不仅如此,钱穆还认为朱子又“集宋学之大成”。所谓宋学“乃指理学兴起以前,北宋诸儒之学言”。他把北宋诸儒的宋学,分为三项:“一为政事治道之学,二为经史博古之学,三为文章子集之学”。成就都很高,不能弃之不顾。朱熹对北宋诸儒这三方面的论著言行,都甚为推崇,认真学习,“会众说而折其中”,融会贯通,加以吸收,体现在自己的言行论著之中。故而,朱熹实为集宋学之大成的大家。
 

理气二元的宇宙观。古往今来知名的思想家,莫不探讨宇宙的构成和本质。北宋理学家张载在《正蒙》中说“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途,然其为理也,顺二不妄”。是物质运动的规律。二程也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天下物皆可以理照,一物必有则”。“万物只是一个理”。朱熹发挥他们的观点,对理作了系统的论述,提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行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这种理气并举的观点,看似二元论。但他又说“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还是没有跳出唯心论的范畴。
相反相成的辩证观。
 

朱熹对北宋理学家二程“物必有对”的观点,十分欣赏。“明道所以云天下之物无独必有对。终夜思之,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高兴的真有些得意忘形了。他认为“直是可观,事事如此,天下事物都是”。便得出了 “凡事无不相反以相成,东便与西对,南便与北对,无一事一物不然”的结论。“一物各具一太极。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这种事物相反相成的观点,精确地表达了万事万物对立统一的规律。“一分为二”通俗地说明了事物都具有相对应、对立的一面。这些对应、对立的方面是相互转化、相互联系的。可见,确有辩证法的特点。


动静变化的发展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其《通书》把动静分为两类:一类是“动而无静,静而无动区,物也”;一类是“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具体事物的运动与静止,是绝然分开的。朱熹将这种观点进行了改造与发挥,提出“太极自是含动静之理”,“静即太极之体,动即太极之用。”二者之间是体与用的关系。“方其动时则不见静,方其静时则不见动。”但“若以天理观之,则动之不能无静,犹静之不能无动。”理学家认为 “阴阳者,天地之气也”。轻清上浮者为天,重浊者下降而为地。气的动静变化,就促使了万事万物的发展。


     格物致知的认识观。程朱学派强调知识是先天固有的,人们因受物欲的影响而丧失先验之知,主张通过“格物”去重新获得。程颐说:“知者吾之所固有,因物而迁,迷而不悟,故圣人欲格之”。朱熹发展他的观点说:“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致知”有一个过程,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然后脱然贯通。致知在格物之中,格物之外是不能致知的。“穷理”离不开格物,“格物”才能穷理。而且,“穷理”是没尽头的,“致知有甚了期”?必须不断进行下去。这种对事物的探讨获得认知的途径,是有道理的。但理学家认为知识是“先天固有的”,可能不太符合实际。不过,朱熹虽然讲人生而有知,但也不否认见闻之知。在知行关系上,他说:“知与行工夫,须着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废,如人两足相先后行,便会渐渐行得到,若一边软了,便一步也进不得。然又须先知得方行得。
 

     克己复理的理欲观。经常可以听到有人指责宋代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说他们没有人性,不近情理。然而,我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发现有些指责不太符合事实,可能有些片面。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由来和用心,并非毫无根据的空隙来风和标新立异。不过这“存”与“灭”应当正确的理解。存是保存、恢复的意思;灭是减少、控制的意思,不能理解为彻底消灭。因为朱熹并不完全排斥人欲,他曾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就把“饮食”之类的生存条件划归天理,“此欲亦岂能无,但亦是合当如此者”。是应当满足的,只是过分追求的“美味”那种人欲。脱离自己的现实条件,既然存在破坏社会现实的潜在威胁,当然应该反对。合乎“天理”的人欲,是不能“绝灭”的。可见,朱熹所说的“灭人欲”的灭,只不过是减少、控制的意思。正当的人欲,朱熹也认为属于天理,哪能消灭呢!而且,朱熹说“灭人欲”,仅只一次。他的文集和著作中,是没有的。仅见于他死后,由其“门人”回忆他的言行编辑而成的《朱子语类》,我用电脑查了朱熹的论著,发现“遏人欲”一词的频率非常高。朱熹本人生前习惯使用的是“遏人欲”,不是“灭人欲”。灭,如果理解为减少,是可以的;如果理解为消灭干净,就背离朱熹的愿意了。合符天理的人欲,不仅不能消灭,而且随着物质、文化条件的发展,还要不断的改善和提高。关键是掌握一个适当的“度”,也就是朱熹经常说的“克己复礼”。礼,也可以说是理,是一种规范和制度,人人都应该遵守。如果人们都能够“克己复理”,人欲得到适当的控制,社会就和谐了。这样的理欲观,有什么不对呢!


     以民为本的政事观。朱熹的政事观仍以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为基础。但他不满汉代经学家章句之学的注释,自己秉承宋学“注重义理、经世致用”的精神另为新注,甘冒疑经改经的风险,重新组织编辑了《四书》、《五经》,全都作了新注,颇有改革的新意。既是“理学”修身养性的准则,也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理念。


他在为《书经》“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作“注”时说:““民者国之本,本固而后国安。”显然,把人民抬到“国本”的地位”。 民既然是国本,制定政策的基本原则就应该是“得民”。 “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由此,他主张统治者要取信于民,富民为本。具体说来,可以理解为爱民、济民、便民、安民等等。他的理念是:一要为民制产:让耕者有其田。二要为民请命:减轻农民的负担,施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三要为民父母:必须整顿吏治;任贤使能,反腐倡廉,发展生产。四要为民作主:必须公正执法,对违法害民的豪强恶霸坚决惩处;对官人子弟严加管教。加强思想教育,德刑并用。对包揽词讼、播弄是非的胥吏进行清理。
 

朱熹作过多年地方官,在以上各方面不仅有理念,而且有实践,但毕竟只是州县官,而且时间不长,仅只九年。官声虽然不错,但取得的实际业绩并不是太大。
德智并重的教育观。朱熹的政治生涯并不顺畅,从中进士到逝世的五十年中,经常处于被压抑、被排挤的地位。大约有四十年都是居家领祠禄,在各地从事教书、讲学和著书。是一个把毕生主要精力都贡献给了教育事业的教育家。因而,他的教育观也颇有改革的新意,值得研究。


朱熹认为教育需要与时俱进,发现弊端及时改革。例如:读书人全都往科举考试的一条路上挤,都想当官。科举考试,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为“应试教育”。 考生“爱好时文”,没有在德才方面痛下功夫。而且,教育与实际脱节,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情况很严重。掌管教育的官员良莠不齐,有的人把学校当成追逐名利的场所。需要大力整顿,进行改革。
 

在教育的目的方面:朱熹认为“立学教人”。首先是“明人伦”,要把道德教育放首位,“德行之于人大矣,莫不以是为先”。但德育与智育不可偏废,二者统一才可能培育出德才兼备、品学兼优的人才。德才二者并不矛盾,他说:“德而不才,德匪其德;才而不德,乃才之賊”。不应该把它们对立起来。


在教学的方法、内容和形式方面:朱熹进行了很有新意的改革:他认为学校教学,应该按学生的年龄特征和接受能力分阶段进行。大体上可以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并分别提出了两者不同的任务、内容和方法。并亲自编写了《小学》一书,辑录"古圣先贤"的言行,分为《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嘉言》、《善行》六卷,还自撰《四书集注》、主编《五经》的新注,作为各级学校的教材。教学形式应该多样化,除传统的课堂讲授外,还可以采取师生问答、学术交流等方式。


在读书方法方面:朱熹积累了许多经验,他的学生总结出“朱熹读书六法”:一为“循序渐进”。二为“熟读精思”。三为“虚心涵泳”,也就是要虚怀若谷,要反复咀嚼,体会出书中涵义的真谛。四要“切己体察”。五要“著紧用力”,不可懈怠。六要“居敬持志”读书时要精神专一,注意力集中。要树立远大的志向,高尚的目标。


在教育的范围、规律和原则方面:朱熹还提出了“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世之要”、“接物之要”等“教书育人”不可缺少的项目,以及知行并重、博专结合、自觉主动、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原则,直到今天仍是值得研究和借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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