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省文促会主席陈义初在第三届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讲话

       河南文促会于2012年3月17日成立后，就提出要以研究宋文化作为契机，作为文促会开展工作的重点。此议得到中华文化促进会的大力支持，同意以中华文化论坛的名义召开。2012年11月在洛阳市召开了第一届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主题是“二程理学”。2013年10月，第二届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开封市召开，其主题是“开封与宋学的传承”。这次研讨会在南阳市召开，主题是“宋学与宋代的改革”。明年，第四届宋学研讨会初步定在许昌，我们也希望，无论国际上还是两岸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能够来参加这个论坛。
       第一、我们为什么要重视文化。大家都知道，去年我们国家的GDP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今年四五月份，世界银行发布了一条消息，按照人民币的购买力，中国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位，但是我觉得这是世界银行在忽悠我们，它现在是希望把我们说的越大越好。不管怎样，我们在经济上有了很大的话语权。大家可能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方面有很多重要的讲话。比如9月24日出席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研讨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个是史无仅有的。10月15日出席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什么这么重视呢？这和当前我们国家存在的问题有关。虽然我们经济繁荣了，腰包也鼓起来了，但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信用存在很大的问题。由于日元贬值，最近中国游客到日本去旅游的人大幅度增加。据悉，10月份增加了40%的游客。今年5月份，我也去了日本。到日本后你会感觉到，虽然我国经济上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但是人均还有很大的差距，从文化上也有很大的差距。比如，垃圾分配，日本的每个家庭都能做到垃圾分类。日本家庭喝完牛奶后，所有的家庭主妇都要把牛奶盒剪开，洗干净，打成捆，然后再送到垃圾站，进行废物回收。这一点，恐怕我们未必在三五年、甚至十年能做到。前不久有条新闻：在黄山等一些旅游景点，有人劝说旅游者不要乱扔东西。但他们说，我不扔的话，要那么多环卫工人干什么。另外，还有一条新闻：上个礼拜白岩松在《新闻周刊》里报道，安徽一个环卫工人在宝马车旁扫地，而坐在宝马车的人不停地扔垃圾。他就不断地扫，扫了10分钟后，实在忍不住了，就去劝他，说你不要再扔垃圾了。然而，这名男子却跑过去打了环卫工人两记耳光。坐在宝马车的人就是这种文化水平，你说我们总书记是不是要担忧，是不是需要在文化上做点工作。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重视文化，文化是关系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中华文化促进会也好和省文促会举办这样的研讨会，应该说是意义非常重大的。
       第二、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 今年是甲午中日战争120周年。甲午战争的战败到底给我国带来了什么。有人认为战争失败，带来北洋舰队海军的全军覆没。实际上，读了历史你就会知道，甲午海战对我们中国最大的影响是，中国从甲午海战以后就沦为二等国家。而日本就从二等国家变成一等国家。过去在英美西方列强眼中，东亚地区的主导者是大清，不是日本。而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在列强眼中，日本是主导东亚的，不是大清了。这是对我们一个最大的打击。在文化方面，过去文化圈都是以儒家文明作为主导，甲午战争后，大量的中国人到日本去学习日本的文化，所以现在我们汉字中有很多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字。比如科学。科学这个字没有从日本引进来以前，中国人翻译成格致，如果甲午战争不战败的话，那么科学就叫格致。但是，科学这个字也是日本人仰慕宋朝的文化和理学，他们很希望学习北宋、学习王安石变法来解决富强路。这一点是甲午海战对我们的教训。
       最近，我读了一些关于地中海方面的书，有个日本女作家叫盐野七生，她花了15年写了15本《罗马人的故事》，我刚刚读完。又读了她写的《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两本。随后我在读英国人罗杰.克劳利的地中海史诗三部曲《1453》、《海洋帝国》、《财富之城》。你读了这些书，会知道为什么阿拉伯世界和基督教世界整天要打仗。历史上的仇恨是几百年造成的，不是一年、两年造成的。伊斯坦布尔、君斯坦丁堡从基督教的根据地变成伊斯兰根据地，就是1453年的转折点。如果我们不读历史，是在懵懵懂懂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历史和文化对我们太重要了。
       第三关于王安石变法。宋代实际上是我们国家变法比较多的朝代，在王安石变法前20年，宋仁宗庆历十三年范仲淹推动庆历新政，一年四个月就失败，就是因为受到了官僚的反对。范仲淹失败后被贬到南阳邓州。他到了邓州后，建立一个花洲书院，花洲书院是把北方的书院和苏州园林相结合。范仲淹在这里写下了他的不朽名篇《岳阳楼记》。所以，我想有时候贬官也不是什么坏事。如果他老当一个副宰相，也就写不了这个《岳阳楼记》，这一名篇也不会到中学课本里面，就不会被我们后人所记住。范仲淹自己也没想到贬官后写的诗篇会传世于后人，被所有的人所知晓。20多年后，即宋神宗当政时，王安石进行了“熙宁变法”。我非常赞成于先生讲的三个观点。一是王安石变法不得不变；二是君主起主导；三是王安石太拗，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王安石变法实际上是失败的。有个跟王安石平常关系很好的守城门的小官叫郑侠，他送给宋神宗了一幅《流民图》，说现在天下大旱，10个月没下雨，如果你能废法，天就会下雨，如果不下雨，你就在城门口把我杀掉。宋神宗拿着这幅画，反复作思想斗争，第二天早晨决定，废除青苗法等6法。废法后，天马上就下起了大雨。这是《资治通鉴》里面讲的。所以王安石夸口讲的话，“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实际上是没有实现。王安石变法有这么几个原因：
       1.变法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差距过大，变法没有适应的土壤。王安石变法主要是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对这次变法的经济内容，黄仁宇评论道：“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时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而宋朝的封建政体是其面临的难以逾越的困境，结论不言而喻，变法的走样与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2.新法的“敛财”实质导致社会基础的丧失。变法的真正兴奋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王安石的“理财”，实际上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做到的不过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这使他几乎把整个社会作为“取财”的对象，因而在新法推行时，它损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导致变法的社会基础丧失。变法中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赋”的结果。 
       3.变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王安石明知变法“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变法中操之过急。他只认定一个目标，却忽略了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必然会连带产生一系列问题。在短短数年间将十几项变法全面铺开，恐怕当时的社会各阶级都不见得有这种精神和物质承受能力，于是变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我认为，王安石变法给我们现在的启示：一是一场变法的成功必须顺应历史潮流。二是变法要兼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必须争取广泛的社会基础。三是变法要从实际出发，科学决策，循序渐进，避免急功近利和顾此失彼。四是变法必须培养大批人才，造就一支良好的干部队伍，同时注意吏治的清廉和保持内部的团结。五是变法者必须同保守势力作坚决斗争。六是变法者应提高自身的修养。
       历史变法的潮流可分为两种：好的是通过变法，人民百姓走上富裕之路，由此催生出真正的国富民强；而糟糕的、徒有堂皇高远的名义的变法，社会问题不能解决，平民百姓生活将更加困苦。朱熹讲过：“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可以看出，朱熹看透了王安石的本性。虽然你的想法是为了救人，但是你的做法却足以杀人。而且他不能团结像当时的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这些人。这些人也是想着改革的，但是他把他们摆放到朝廷以外。所   以变法本来就有问题，小人们再在其中上下折腾，结果可想而知。
       第四，讲我们国家在现代改革的一个成功例子：包产到户。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首先进行土地改革，将土地分配给广大农民。那么为什么不到几年的时间，又开始推行农村的集体经济呢？理解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动力机制使国家的控制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深入到乡村一级(这是中国以往任何传统时期都不曾做到过的)。这件事是与国家工业化的目标紧密关联的。首先，1949年革命对19世纪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的主要总结，第一是没有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第二是没有发达的本国大工业。因此，强化国家对经济资源的集中动员和利用，加快推进工业化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成为革命后新政权合法性的最主要基础。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主要源于本国的农业剩余。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国家首先要做到把农业剩余更大限度地集中到自己手里。这意味着，革命后的国家不仅仅要代替旧国家掌握来自土地的赋税，而且要替代原来的地主控制和利用地租。在税的方面，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农业税率已达到总产量的11%。这一税率高于明清时代和抗战前的国民党政府，但低于日本统治的中国地区和抗战以后时期。明清时期的税率占土地产出的2%～4%，抗战前华北国民党政府的税率为农民收入的2%～5%。就这一点看，共产党新政权已经是这个国家历史上和平时期最有效的征税者了。国家试图通过扩大征税重新拿回一部分流失了的地租。但是，20世纪50年代几次高征税引起农民的集体抗议行动。结论是清楚的，国家如果仍然作为一个传统的征税者，根本不足以把平分了的地租重新集中起来用于国家工业化。
       新的国家必须超越传统的国家行为规范而行动。既然农民平均分享地租是耕者平分土地的结果，重新集中地租就不能不从根本上改造小农的个体所有制。在第一个阶段，国家政策仅仅限制了农民个体所有权。集体化进一步消灭了残缺的农民私有权。互助组运动联合了农民的生产活动，初级社归并了农民的主要财产，高级社消灭了土地和牲畜的分红，人民公社则在更大范围内推行公有化。至此，国家拆除了农村社会的所有权篱笆，行政权力全面侵入乡村。农民剩余的高度集中动员的体制终于得以确立。政社合一的集体化公有制，构造了截然不同于传统中国农村的制度和组织基础。国家可以制造出集体所有权。但是，国家却不能保障它的“体制产品”一定有效。集体化农业的经济效率低下，是一件不争的事实，除了1952～1957年间中国农业总要素生产率有过一个增量极小的上升以外，整个1983年以前的农业集体化生产率明显低于1952年个体农业的水平。这是一个与集体化运动发动者的预期截然相反的结局。
       改革成为改变当时状况不合理程度的一面镜子。20世纪70年代末，首先在群众长期穷困不得温饱的地方揭竿而起并迅速见效的包产到户，才显露出种种问题原来有另一种解决的途径。包产到户并没有高举“改革所有制”的大旗。但是，承包产量从一开始就以分户承包集体财产(主要是地产和农机具)为必要前提。其结果大大刺激了总产出和剩余产品的增加，反过来又给了农民把归自己所得的剩余产品再行投资，并逐步形成私有财产的权利。承包集体财产与农民自有财产形成之间的内在联系，虽然很晚才引起注意，但回过头来看，这正是农村财产关系变革的起点。肯定农民的财产权利，相应就要求扩大农民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在中国，几亿农村劳动力面对20亿亩耕地，经济活动的空间显然过于狭小。因此，扩大农民的经营自由，就不能仅限于扩大从事农业活动的自由，而必须扩大农民从事非农产业活动，进而扩大改革其社会身份的自由。　　
       1979～1985年间，我国已有4577.2万农村劳动力从农副业活动转向非农产业活动；同期，城镇人口净增12700万，此外还有约几十万至上百万农民作为流动人口常年停留于城市中谋求各种营生；农村年度外出的临时(合同)工劳动力达600万；城镇每年扩大就业中来自农民的约有100万人左右。就是说，近年约有1/5的农民改变了就业范围、居住地点和实际社会身份，使得他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等多方面发生质的变化。1989年农村乡镇劳动力的分类已达12个大门类，其中非季节性和临时从事农林牧副渔业以外的劳动力占19%。这些在实际上已经扮演着新的社会角色的“农民”，只有两点还不同于原体制下的城市人口：一是没有由国家全包下来；二是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与土地的联系。但是，他们显然再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这标志着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交换自由的职业和社会身份的自由有了显著的提高。
       这个改革为什么会成功？就是因为这个改革兼顾到了我们广大老百姓的利益。我们这个改革就取得成功，所以财产的权利和身份的自由式包产到户的变革中的两大法宝。他们唤起了几亿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对劳动的热情，对生活的憧憬。我想不管什么样的政权，想通过政权去剥夺人民的财产和限制人民的自由，先把农民变成无产者再强制他们参加建设。那么这样的主张，必定要遭到农民消极的态度和反抗。无论哪里这样做，都会造成生产力停滞不前的代价。而任何地方只要敢于起来纠正剥夺人民政权的错误，都会在短时期内获得巨大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效益。我想这是我们中国改革30年来包产到户给我们带来的启示。王安石的变法改革是不管老百姓的，我们的包产到户是管了老百姓。这个改革是成功的。解决了我们中国改革的一个基础问题。这个包产到户对我们这个国家的成功的意义怎么说都不为过，在历史上是无法估量它的成就。
       最后，我讲的是历史经验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改革是一个大工程，要统揽全局，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不能急功近利，仅仅依靠一腔热血是不行的，要讲究方法，方法的正确与否，是改革成功的关键。综观中国古代的变法，除了商鞅变法外，几乎所有变法也就那么几招而已，几千年的变法大戏虽然一直在演，演员也在不停的更换，但剧目却是一如既往。正如鲁迅所描述的：“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试想这样，有什么改革能够成功呢？
       从历史经验里学习，是很有意义的。有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就是要重视群众的首创精神。比如早期的农村改革说明，难度再大的问题，底层也总有人找寻解决问题的办法。包产到户并不是北京的领导人、领导机关或专家发明的，而是处在现实约束下的生产队里的农民先干出来的。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30年的改革，尤其是早期农村改革经验，也许为我们指明了未来改革的道路：尊重基层的创新实践，把国家权威用对方向，降低人们对制度变化的心理障碍、认识障碍，使得分散的、矛盾的个别利益合成一个建设中国现代化、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力量。（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