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位专家学者和朋友们的努力下，“中华文化（开封）论坛——第二届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完成了预定议程，今天就要闭幕了。可以说，我们这次研讨会是一次非常圆满成功的研讨会，达到了预期目标，在学术上达成了诸多共识，在研讨中促进了感情交流。在此，我代表河南省中华文化促进会，对来自海峡两岸、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朋友们的关注与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我还要特别说明一点，这次研讨会能在宋学的集中发源地开封市举办，开封市委、市政府领导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祁金立书记在会前会见了部分与会代表，并且作了重要讲话。在这里仅表示我们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     

　　正像一些与会专家指出的那样，这次中华文化论坛在河南省召开，是非常有意义的。众所周知，河南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是华夏文明的传承区。河南、开封不仅保留有最丰富的中华文化，产生了不可胜数的历史精英，对中华民族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到这里开会，目睹河南、开封的沧桑变化，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很深的感受的。

　　下面，我想就宋学的几点思考谈一些体会，与大家交流、商榷，作为本次会议的总结。

 

　　一． 问题的缘起

 

　　2012年3月17日，河南省中华文化促进会在郑州成立，成立后就文促会的任务进行研究，大家觉得，要以系统研究宋学作为促进会的重要任务。11月19～21日,在洛阳召开了中华文化（洛阳）论坛——首届宋学暨程颢程颐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6月25～27日，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王石一行又考察开封。在多次关于宋学问题的交流中，王石同志几次提出，能不能用几句话对于宋学给予概括。这就引起了我们对于宋学的思考。

 

　　二． 对宋学的评价

 

　　宋学博大精深，代表了中华文化的高峰，要用几句话对于宋学作一概括，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既然大家提出来了，我们试图用十六个字“华夏文化，造极赵宋，经世济用，百家争鸣”对于宋学进行评价和概括。

 

　　三． 顶峰的依据

 

　　在我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总过程中，宋代不仅它的社会经济发展到最高峰，而且它的文化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我们觉得陈寅恪先生对于宋学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四． 宋学与汉学之区别

 

　　宋学是以义理之学代替了汉学的章句之学。

　　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先谈一下汉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五经成为经世济用、作育人才的大典，成为儒生们探索和研究的重要对象。然而由于文字形体的演变，从大篆到小篆，又从秦篆到汉篆，特别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古代经典佚散得极其严重，研究儒经的经师们不得不从缉补、校正、训释入手，从而形成了汉学训诂的独特研究方法，以及经师们自己探索经典的家法。训诂、章句之学，梳理爬通，极其繁杂琐碎。而家法传承，虽然使经学的传承得到了基本的保证，但墨守师说，固步自封，严重窒息了学术思想的新发展。

　　而宋儒则摆脱了汉儒章句之学的束缚，从经的要旨、大义、义理之所在，亦即从宏观方面着眼，来理解经典的含义。总之，从方法论上说，汉学属于微观类型，而宋学则属于宏观类型。

 

　　五.宋学最重要之创新

 

　　宋学不仅为学术的探讨开创了新局面，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和突出的特点还表现在，把学术探讨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力图在社会改革上表现经世济用之学。宋学从创始阶段到发展阶段，亦即从范仲淹到王安石，一再把经世济用的经学放在社会实践上，实际上这也就是把儒生们所尊奉的“内圣外王之道”这一最高理想，不是托诸空言，而是通过社会实践付诸实施。

 

　　六． 宋学发展之三阶段

 

　　宋学的演变和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宋仁宗统治时期（庆历前后，1043——1044）为宋学的形成阶段，以范仲淹为核心人物。二是宋仁宗晚年到宋神宗初（1056——1067）是宋学的大发展阶段，形成以荆公学派、温公学派、苏蜀学派和“二程”为代表的理学派。三是南宋为宋学的演变阶段。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占统治地位，还有与其对立的浙东事功派。理学虽然处于鼎盛时期，但是内部也隐伏了衰落的因素。其原因是理学将宋学的最重要的经世致用之学与社会生活逐步脱节，仅限于著书立说。

　　七．社会环境对宋学发展之影响

　　汉学之向宋学演变，不仅是在学术上以义理之学代替了章句之学，而且由于宋学之重实际、务实效，与社会现实生活紧密结合，使宋学得到了蓬蓬勃勃的发展。宋学之向理学演变，亦即是与现实结合的义理之学，向与现实脱节的性理之学或道德性命之学演变。演变的关键在于是否务实，在于是否与现实结合，因而这个演变是极其深刻的。宋学之所以发生如此深刻的演变，同两宋社会历史的演变是息息相关的。一方面，经过唐中叶以来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动，由山东士族、关陇豪族代表的封建农奴制衰落下去；而由士族以外的地主和中下层地主代表的封建租佃制得到发展，到宋代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这个剧烈变动给社会生活带来某种宽松和盎然的生机。给士族以外的地主阶级带来的宽松和自由更多一些，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上升的机会增多了。不能不反映此前封建礼法及其道德规范的削弱，不能不说明了封建士大夫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的自由是多了一些。惟其如此，在经学的探索上，宋人敢于疑经，敢于否定汉儒的家法，亦敢于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从而以勃勃有生气的义理之学代替了烦琐不堪的章句之学，建立了与汉学对立的宋学。另一方面，士族外的庶族地主和中下层地主，不仅经济地位的上升有了更多的可能，而且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在政治上取得一定的地位。正是这样一批来自中下层地主阶级的士大夫，在他们通过科举走上政治历程时，一方面创建了上面所说的宋学。而另一方面则又在政治上形成一个富有改革意识的政治集团。他们力图把从古典经学探索来的经世安邦之学同社会现实中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通过政治实践，革除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积弊，从而使宋王朝走上富强的道路。庆历新政和熙宁新法，便是宋学家们的两次著名的政治实践，虽然这两次实践的内容以及深度和广度都有所差别。这两次政治实践，对宋学的创建者和发展者来说，目的便是施展其学术上通经致用的才能，实现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亦即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这样做的结果，也就是实现儒生们始为儒生、终为圣人，成德、立功这一“内圣外王之道”的最高理想。

　　而宋学之向理学的演变，亦即从务实、从与社会现实结合，向尚空谈、与社会现实脱节的演变，也是宋代社会经济演变的结果。经过北宋末年宋徽宗统治期间和南宋初期土地兼并猛烈发展的结果，是中下层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削弱了。中下层地主经济力量的削弱，径直地造成了他们在政治上不能形成一个有力的政治力量，从而不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表演出有声有色的庆历新政和熙宁新法。从南宋建立之日到南宋灭亡，一直是大地主专政，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出身于中下层地主的士大夫，要么依附权臣大地主阶级，要么，屈居于地方州县。在宋代社会经济的变动下，南宋社会历史环境已经不能向理学和浙东事功之学这两个学派提供政治实践条件，让他们实现其“内圣外王之道”这一最高理想。这就是说，理学力主的与实践相脱节的内心反省工夫是这个学派的内在弱点，而客观历史环境则不给理学家、事功派学者们以政治实践机会，成为理学演变的客观原因。

 

　　八．否定之否定

 

　　我国自汉到清2000多年以来的经学发展，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曲折道路。两汉的章句之学，由于陷入烦琐哲学的困境，被生机勃勃的宋代义理之学所代替，这是宋学对汉学的否定。宋学演变为理学之后，日益走上空洞无物的道路，于是清代的乾嘉考据之学对宋学否定，以恢复汉学的治学方法，这是否定之否定。从这个否定之否定的学术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否定了汉学的宋学，把经学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而否定了宋学的考据之学，不是对汉学的一个简单重复，而是在文字训诂方面突破了汉人的成就，足以弥补宋学之不足。但就规模、成就而论，乾嘉之学则不能与宋学相提并论。否定之否定这就是从汉历宋到清经学探索上的辩证法的发展。

 

　　九．研究的现实意义

 

　　宋学与社会现实、政治实践相结合，而理学则与社会现实、实践相脱节，这个演变和分歧是非常明显的。上世纪七八十年来，我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有着突出的成就和贡献，但其中也有不少的弱点和不足。其中一个主要的弱点和不足是，由于研究者们自身与政治的脱节，因此在考察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往往习惯于沿着从思想到思想的认识路线进行，割断了这些思想同社会经济关系的联系。这样一个研究结果，就只能寻找到这种思想同那种思想的联系，而找不到形成这种思想的政治经济诸关系，以至使这种思想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当前，我们处于“30年一变化”的重大关键时刻。部分学者认为我国近代史以30年划界，每过30年必有重大变化。从1911年到1949年经历了38年；从1949年到1978年经历了29年，而从1978年到2012年也已经历了34年。社会经济生活复杂多变，我们又面临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猛烈冲击。在这样社会改革面临的重大时刻，我们研究宋学，就必须要联系当前的社会实践，继承传统，面对现实，经世济用，这就是我们现在要研究宋学的目的和现实意义。

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面对当前的社会实践，在研究中得到提高，为繁荣我们的文化事业，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