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与当代大陆经济的几点思考

河南省文促会主席陈义初在“2013 两岸人文对话·台北”的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有幸到台湾大学和大家见面，感到很荣幸。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中华文化与当代大陆经济的几点思考》。我将从五个方面向大家报告：一、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二、中华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三、从民本思想到关注民生，四、改变近十年大陆经济的发展模式，五、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大陆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一． 经济问题的重要性 

　　人类社会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从奴隶社会走到封建社会，以后就进入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社会，应该说基本上是这样三个阶段。那么到底什么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呢？

　　大陆的一些历史教科书中都是把农民起义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对这个观点现在已经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对农民起义大多是中性或者负面的评价。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写的《国史大纲》中就认为：“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则曰政治制度，次则曰学术思想，又次则曰社会经济。此三者，社会经济为最其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之结顶，而学术思想则为中层之干柱。”但是不管是什么观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是密切的，也就是说，不善于发展经济、运用经济和关注民生必然会导致国力衰退、民不聊生，甚至丧失政权。

　　下面我以三个皇帝为例加以说明：

　　1．隋炀帝

　　隋文帝杨坚的次子，开皇元年（581）年封晋王，九年任行军元帅统兵伐陈，十年立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大业，在位13年。善政和暴政都很突出，如修建大运河、长城和东都洛阳城，开拓疆土畅通丝绸之路，三征高句丽，开创科举。有人拿商纣王、秦始皇等与他相比，并称暴君。他对人民奴役征敛十分苛重，滥用民力，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巨大的工程和连年的战争使民生不堪重负，引发大规模的叛乱。在农民军的打击下，隋朝统治摇摇欲坠，618年隋炀帝在江都(今江苏扬州)被部将宇文化及等缢杀，隋朝灭亡。

　　作为亡国之君，隋炀帝比历史上所有的末代皇帝都具有不应亡国之条件和理由。其父隋文帝开创了“开皇之治”，隋炀帝接手时，可以说是福运不薄，得天独厚。他不像历史上的一些亡国之君，尽管接班后勤勤恳恳，日理万机，力戒奢华，但因江山“气数已尽”，即便有三头六臂，也已“无力回天”。隋炀帝所接过的是一个生气勃勃，富得流油的江山。如果他能像父亲一样励精图治，说不定在他手下能创出个盛隋，也就没有后来李世民表演的机会了。

　　但是历史又常常存在因果倒置、不可思议、又无可奈何的现象。隋炀帝尽管臭名昭著。但是，他同时也做了很多皇帝想做，却做不来的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大事。除开凿大运河之外，他曾大胆地改革以前的考官制度，废除了封建门阀制席，建立了科举取士制度。虽然一年下来，也只不过录取进士10人左右，对当时的官员队伍影响甚微，但它却不仅缓和了陇东贵族集团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而且对唐代以后科举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影响巨大。隋炀帝还是我国古代外交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曾先后选派使者出使过现在的日本、印度、伊朗、克什米尔及印度尼西亚等东南诸国。尽管其目的在炫耀、张扬自己，客观上却促进了中国与各国的物质、文化交流。另外，唐朝的许多制度是继承隋朝而来的，也就是说，国家的各类制度大都也是由隋文帝、隋炀帝两代完成的。从这一点来讲，隋炀帝的贡献也是不能否认的。

　　但是，我们更应看到隋朝灭亡的原因。

　　促使隋亡的原因之一是“好大喜功”。 隋炀帝上任不到三个月，营建东都，月征丁役200余万人，历时两年，“死之过半”。开凿大运河征丁役近300万人，“死之四五”。并用法律规定：反抗者“罪无轻重，不待奏闻，皆斩”。至今，在淮北一带民间，若小孩哭闹时，大人还用“麻胡”来了吓唬他，并有“麻胡汤”至今仍在喝，而麻胡，即麻叔谋，大运河开凿的总监工，可见残暴程度。三征高丽，征役更是惊人，仅第一次征高丽，便投入兵力113万人，后勤保障人员加倍，仅独轮车夫就达60万之众，死亡更惨，第九军的30万人在攻打平壤失败后，生还的仅2700余人。

　　隋炀帝还是“面子工程”的鼻祖。西域已经平定，隋炀帝就用金钱来引诱西域的商人来朝贸易，命令西域商人所经过的地方郡县要殷勤招待，在商人走的时候，还要给予很多的赏赐。大业六年（610）正月十五，他在洛阳端门盛陈百戏，迎接西域诸胡酋长，前后达一个月之久，音乐声传数十里，通宵达旦，灯火照耀天地，费用无算。正月十五闹元宵的习俗，也始于这一年。同时，隋炀帝还特地下令装点市容，要求店铺整齐划一，帷帐盛丽，珍宝充积，人穿华服；卖菜的地方都要铺上昂贵的龙须草编织的席子，街道两边的树上也要披绸挂缎装扮得五彩缤纷。西域诸商贾经过时，酒店老板要邀入进餐，吃饭喝酒不要钱，还要谎称:“我朝富裕，客人吃饭是向来不收钱的。”于是“胡客皆惊叹”。但隋炀帝苦心造就“面子工程”，终究还是被人看出了破绽来。有些胡人看到街上的树木都用高级绸缎包裹，就说:“中原也有好多衣不蔽体的穷人，为什么不把这些布给他们做衣服，却用来缠树？”可见隋炀帝此举，无非是想向四邻夸功显富，炫耀政绩而已。但“虽有荒外之功，无救域内之败”，如此滥赐横赏，最终还是要转嫁到百姓头上。

　　明代的最后一个皇帝是崇祯，即朱由检。过去，我一直以为作为亡国之君，一定是不理朝政，奢侈荒淫。而实际上在中国历代的皇帝中，崇祯是最肯用力治理国家的皇帝之一，历史学家在评价他的十七年的功过，虽然也有不同的看法，但说他“慨然有为”、“励精图治”，却是没有异议的。他在果断而又极具谋略地清除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后，不仅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制定了一个宏伟的发展蓝图，还身体力行，极力兴利除弊，力图中兴。概括起来做了三件事：例如，为了提高办事效率，他对大臣们勤政、用人、学习的奏章，随送随阅，而且阅后即予以批复，写出明确的意见。他不仅白天批阅章奏，即使深夜，也是如此。为了选拔和任用真正有才能的人，他不仅破格重用一些有实际才能的官吏，而且一改长期以来内阁大臣必为翰林而翰林必为进士的官吏选拔方法，让有实际经验、政绩卓越的知县、推官入翰林院任编修、检讨之职。他打破了“非翰林不入阁”的旧例，首开外僚进入内阁的先河，从而使让那些熟悉政务、做事干练的官员进入六部或入直文渊阁参与国家的决策政务。又如，他为了吸取历史教训，十七年如一日坚持经筵与日讲制度，请饱学之士讲解《四书》、《五经》和《资治通鉴》，并要求讲官在讲说中联系时政，进行评说，从中探究治世之道。

　　但是，由于自万历中期以后大明王朝经济凋敝，国家空虚，积重难返，最终使这位血气方刚、欲有所为的皇帝的中兴之梦化为泡影，并使他最担心、最不愿意看到、最不愿意承认的事——王朝灭亡，发生在他掌握国柄期间。明代嘉靖、隆庆时期就发生过经济危机，万历初年由于张居正的改革变法，曾一度使国家经济有所发展。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后，情况急转直下，到万历十八年，国库几乎一空。为了应付战争，只好向老百姓加重赋税。万历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年连续三次加赋达白银520万两。万历死后，天启朝经济仍是一蹶不振，至天启五年（1625）,各种加派达771.4万两，比万历末年增加220万两。以军饷为例，明初每年约为50万两，到万历时增加到380万两，至天启时达440万两。国家无力支付，只有长期拖欠，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到天启七年（1627）年，仅此一项，就达968万两。如此的国力，怎么能经得起后金（清）和李自成农民军的打击呢！

　　3．清代嘉庆皇帝

　　清代在康熙中期以后得到了较大发展，出现了有名“康乾盛世”。有趣的是，“康乾盛世”实际上延续到嘉庆初年，而清朝的衰落也正是出现在此时。嘉庆皇帝是一位比较有头脑、有魄力的人物，他亲历了乾隆时期的发展，也目睹了世风的腐败。所以，他即位就果断地处置了和珅，并力除颓政，黜奢崇俭，广开言路，体察民情，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这些举措虽然使经济局部得到了发展，但总体的衰落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扭转，而是继续江河日下。嘉庆皇帝在治国方面目光短浅，只知遵讨祖训而不懂求新求变，不知道治国重在发展经济，更不知道发展经济就必须对外开放。乾隆三十八年（1773），英国曾派遣马噶尔使团到北京，希望与中国通商，遭到了乾隆的断然拒绝。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又派阿美士德使团前来北京，再次表达希望与中国通商的要求，恪守祖训的嘉庆皇帝，此时不仅根本就不明白世界发展的局势，盲目地以大国自居，更可笑地是还一味效仿乾隆，再次拒绝与西方互通贸易。嘉庆王朝经济政策上的失误导致的直接恶果就是经济衰退。请看几个数字：

　　（1）土地。乾隆十八年（1753）全国有民田、屯田（不含官田）约708万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时为780.7万顷；嘉庆十七年时包括官田在内为791.4万顷，表面上增加了1％，实际上却是减少了。

　　（2）库存银两。乾隆元年(1736)为3395万两，乾隆四十二（1777）年为8182.4万两；嘉庆元年（1796）为5600多万两，嘉庆十六年（1881）为2078多万两。

　　（3）铜产量。乾隆三十一年为14674481斤，嘉庆十六年为10574961斤。

　　收入日减，但费用支出却有增无减。如兵饷，从嘉庆元年到嘉庆十年，仅用于镇压白莲教即达2万万两，相当于全国最少四年的财政收入。由于入不敷出，只好年年拖欠，致使国家防御力量有名无实。嘉庆十八年，京畿、华北一带爆发了天理教起义，曾以不足百人之力，竟打进了清王朝的腹心地带——紫禁城。嘉庆皇帝每每提起此事，都认为是奇耻大辱，说：“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啸亭杂录》卷6《癸酉之变》），“从来未有之事，竟出大清朝”（《清仁宗御制诗集》），“酿成汉唐宋明仅有之事”（《清仁宗实录》卷274嘉庆十八年九月庚辰）。正因这样，不少人都认为这是清王朝走向衰亡的标志，“是役为有清一代兴亡关键”（铁庵《林清之变》）。

　　在明清两朝，虽然说良好的政治环境曾一度推动经济发展，但是疲弱的经济实力也实在难以让政治大有作为。“经济兴，则国家强”。只有经济发展，国家才能真正拥有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人民才能享有尊严和荣誉。只有经济发展，国家才能有更多的实力造福人民，人民也才能真正享受到太平和安康。

　　所以，经济是非常重要的。台湾自1974年起蒋经国领导进行了10个大型建设工程，至1979年底次第完成，从此台湾的经济便借助十大建设突飞猛进。到1989年人均GDP由1953年的167美元增至7571美元；人均所得由几十美元增至7518美元； 进出口分别由1953年的1.9亿美元和1.3亿美元增至548亿美元和677亿美元，占全世界第13位。到1989年，台湾外汇储备720亿美元。从1953年到1989年年均增长率达8.9％。

　　大陆1978年中共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指出：“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经济的原因。

 　　二.中华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传统民本思想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在中国产生、发展但又未进一步发展为民主思想，这是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分不开的。适于耕作的自然环境为农耕生活创造出良好的条件，安土重迁的农业生活产生了民本主义的文化性格。“民为邦本”学说是儒家基本政治思想的一部分，儒家思想又为历代统治者推崇，这又推动着民本思想向前发展，但民本始终是中心。

　　最早的民本思想在《尚书》里已有大量的记载，如“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它是民本思想的基本原理，也是民主思想的基本原理。在孔子而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包括“勿施于民”，这一原则无形中彰示着民本精神，对君权形成了约束。孟子的民本思想最著名也是最为后世称道的是民贵君轻之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将人民置于国家和个人之上，可见其仁政学说的核心为“民本”。先秦后期的思想家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本。”这一观点集中体现了儒家民本主义精神并为批评君主专制之弊端提供了理论。同时，荀子又以“民水君舟”论对其“民本论”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个论断深刻揭示了民众的基础性地位和重要作用。

　　先秦孔孟荀之后民本思想发展的另一次高峰是在明末清初，其中以黄宗羲最具代表性。所著《明夷待访录》是中国思想史中唯一阐释民本思想的专著，它具有两大特色：第一，理论能一贯谨守“民为邦本”的古训。第二，主张直接就政治领域建立民本思想的体系。

　　民本思想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作为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对它有一个比较完整、准确的认识和把握。民：古代泛指被统治的庶人。民本意即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民本主义是儒家法律文化的最高价值目标，这种理想为儒家法律文化设置了一种道德判断，从而将它与封建君主的“工具论”区分开来。民本思想反照出了儒家思想的终极关怀，它是儒家政治理论的基石，它构架的是“民众”与君主暨国家的关系原则。从价值层面上说，人民是国家的目的，君主只是保障实现人民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在政治功能上，人民是国家的根基，是王位的监护人。儒家认为国家兴亡、政权得失皆取决于民心的向背。孟子讲：“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因此在理论上，民本思想是人文精神在政治领域的发挥，民本思想可视作民主思想的萌芽，民主政治的出现则为民本思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发展成熟。

　　传统的民本思想大抵包含下面几个特色：其一，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其二，当政者应该重视民意。其三，以民为贵，以君为轻。其四，政府须以爱国利民为主要工作。其五，人民的好恶足以左右国运。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从不孤立地提如何贵民、如何爱民，他知道人民富足的重要，但更重视道德教化。而孟子从道德观点争取君臣相对待的关系。民贵君轻之说，在尊卑的价值秩序中，代表乾坤倒转式的突破，君的地位已相当接近民主体制中的公仆概念。荀子则引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水能覆舟。”之古语以警告统治者，人民之好恶足以左右国运之兴衰。而黄宗羲以天下人为主、君为客的理念比孟子民贵君轻之说更接近近代的民主。他站在民本的立场，为臣子这个角色赋予了新的意义和新的定位，他认为君臣之间是一种合作和平等的关系。在合作方面，君臣如“共曳（ye）木之人”，共同挑起为人民服务的担子，共同负起救民于水火的责任；在平等方面，“君之与臣，名异而实同”，职司不同，所以各异。君臣皆因人民的需要而设，所以实同。为臣者如一旦不任官，君臣名分就不存在。他主张“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治人的产生本于治法，这个想法已接近近代的法治观念。由此可见，黄宗羲的民本思想每一点都已接近民主思想的大门。

　　三．从民本思想到关注民生

　　当前大陆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关注民生”，这是从1979年以后，改革开放30多年整个经济取得的长足进步，从总量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人均GDP排位为87位，台湾39位见附录）。如何解决收入分配不均（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0.4就是危机，而我们是0.5）已成为社会稳定的关键。所以，当前提出关注民生，就成为大陆经济改革的核心。

　　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就要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的思路做好民生工作。

　　所谓守住底线。“守住底线的意思是维护底线公平。”底线就是要保障和逐步提高低收入困难群体的生活水平，既包括健全低保制度等社会救助体系，也包括让低收入群体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

　　所谓突出重点。民生领域涉及面广，涵盖了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善民生重点有五个方面。一是积极的就业政策；二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三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四是教育公平；五是保障房建设。

　　所谓完善制度，是指保障民生的制度，包括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健康等方面的整个制度体系都需要完善。最重要的还是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四．改变近十年大陆经济的发展模式 

　　1.关于“稳中求进”

　　先看一下历年的GDP增长

　　历年GDP增长（%）

　　1992年  12.8   1993年  13.4

　　1994年  11.8   1995年  10.2

　　1996年  9.7    1997年  8.8

　　1998年  7.8    1999年  7.1

　　2000年  8.0    2001年  7.3

　　2002年  8.0    2003年  9.1

　　2004年  9.5    2005年  9.9

　　2006年  10.7   2007年  11.4

　　2008年  9.0    2009年  8.7

　　2010年  10.3   2011年  9.2

　　2012年  7.8

　　我们现在提出“稳中求进”，实际上就是要降低GDP的增长速度，从1992年到现在的20年，有7年超过10%，10年在8～10%之间，4年1998、1999、2001、2012年是7.8,7.1、7.3、7.8%。从2012年开始大陆经济的增长率将从8时代进入7时代。

　　 2.改变近十年大陆经济的发展模式　　

　　大陆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来自于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有两大基础，第一是企业的低成本扩张，第二是巨大的市场需求。现在这两个基础都不存在了，或者更准确一点讲，这两大基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很快都将不复存在。没有了这两个基础，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就无法持续，若不转变增长模式，经济将不可避免地下滑。

　　政府“4万亿”计划的后果。我们在2009年推出了“4万亿”的计划。其实“4万亿”只是个代名词，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拉动内需的一个代名词。2009和2010年，总的资金投入大概有20多万亿，政府占大头，民间也有一些。这些，虽然对于度过当时的经济危机起到作用，但是本来大陆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就是市场饱和与产能过剩。而“4万亿”又投到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增添了新的过剩产能，供需失衡进一步加剧。

　　大陆经济的出路是什么？要告别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模式，同时思考新的经济增长方式。

　　所谓新的增长方式，就是要改革开放。过去十年只讲政府，不讲市场；只讲宏观政策，不讲结构改革。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内开放，创造新的投资机会，经济才能有希望，经济才能有活力。新的投资机会从哪来？开放垄断行业，还要尊重和保护民间财产权。如果不保护民间的财产权，信心就无法重建。

　　一句话，要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强化政府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功能。不是说市场经济可以不要政府，而是政府的经济功能太强，而社会服务功能、社会保障的功能又太弱。弱化经济功能，政府就要放弃它所控制的资源和市场，放弃这些资源和市场带来的寻租机会，让民间资金平等和自由地进入。政府转去做什么？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

　　 3.企业要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所谓核心竞争力有两条。第一条是你做的别人做不了，美国苹果的市场占有率为什么这么高？因为别人做不了苹果手机，或者做得没有苹果好。核心竞争力就是独特的竞争优势。

　　第二条更为重要，你的优势不仅是独特的，而且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难以复制的。市场中没有秘密，技术的秘密、商业模式的秘密，迟早别人都会知道，都会被抄袭和模仿，如果竞争对手知道你的优势，但他想学都特别困难，这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企业转型时，应该思考的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什么地方。

　　4.城镇化、服务业是大陆经济的发展潜力

　　大陆经济增长的潜力在哪里？给两个数字大家就知道了。真实的城镇化率还不到40%，官方的统计数字是50%。低城镇化率意味着未来还有足够的市场需求。设想城镇化率再提高10个百分点，1.3亿人进城，还要盖多少房子？建多少商店？食品供应还要增加多少，道路、学校、医院还要建多少？未来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实现约1000多万人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而带动1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如果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每年能够增加1万亿元的投资需求。第二个数字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到40%，而发达国家在70%～80%之间。服务业是劳动密集产业，解决就业问题的希望所在。两个不到40%，潜力和空间有多大啊？

　　5.善待小微企业

　　7月24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从8月1日起，对小微企业中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

　　小微企业提供了70%以上的就业岗位，使90%以上的新增劳动力实现就业，贡献了75%的科技创新、80%的新产品，已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基础。小微企业健康成长就能拓宽就业者的家庭收入来源，使生活有保障。

 　　五．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大陆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8月3日大陆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上海将在4个地点成立自由贸易区，将与香港看齐，包括实现区内人民币自由兑换，以及企业所得税降至15%（第一次在大陆实施负面清单）。总体方案预料在3至5年内全面落实。建设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是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更加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使之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准的“试验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这有利于培育中国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拓展经济增长新空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上海自贸区涵盖上海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区内将“取消资本项目管制，实现人民币可兑换”，并对深化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试点，拓展专用账户服务贸易跨境收付、非贸付汇和融资功能；将探索设立股票国际板市场，在区内注册的外资企业的境外母公司可直接挂牌交易，支持开展人民币跨境再保险业务试点，培育发展国际保险市场，鼓励中外资银行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符合条件的中外资银行可赴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或创新资本补充工具，用于向区内企业发放贷款，并允许银行对区内企业的贷款突破现有存贷款比限制。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的建设，是以“开放红利”激发“改革红利”的绝佳契机。如果能够顺利推进，定然能够为大陆的改革破局，并会带来巨大的示范效应。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下称“自贸试验区”）自9月29日正式挂牌后，被台湾地区视为GDP“保二”重要措施之一的“自由经济示范区”（下称“自经区”）随即表示要加快开放速度、扩大“自经区”范围。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为避免上海自贸试验区“超前”，台湾拟密集研讨如何“加码”“自经区”的建设。10月14日，台湾“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经建会”）将“自经区特别条例草案”上报“行政院”审议，拟将“自经区”实体区范围扩大至工业区等既有园区，将教育或长照（长期照护）等非营利的产业活动纳入“自经区”，陆资、陆籍专业人士比照外资、外籍白领等，加大利多力度，以适应两岸竞争态势。

　　台湾的忧虑，同样发生在香港。“上海自贸区来了，香港的领先地位能否保持”；“上海自贸区令上海直接威胁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各种讨论不绝于耳。　

　　结语

　　今年8月28日是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发表“我有一个梦”演说50周年，他在演说中：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

       中国的先哲们早就在2000年前，就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而当前大陆经济正以关注民生作为整个经济工作的核心。希望海峡两岸依据2010年生效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和今年签署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扩大交流和合作，为提升海峡两岸人民的福祉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