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祖国》作者王莘（右）与台湾老作曲家张昊。1992年文促会举办“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聚集了海内外华人音乐家，王石认为，这是把“很难办”的事办成了。 

读中学时，王石看到自己的老师被批斗，他真诚地相信，文化的进步是淘汰式的，而不是渐进和积累的。1969年，王石21岁，因思想纯正，文笔卓越，从北京军区警卫三师借调到《解放军报》工作，曾在军报发表整版文章，洋洋洒洒地论证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不算文化高峰，“文革”才是真正的文化高峰。

197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陈伯达被抄家罚没的两大箱子古书辗转到了王石手里。“读那些书的时候，渐渐地产生了心灵相通的感觉。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精神，使我意识到什么是崇高。”王石说，之后的4年，他开始“疯狂读书”，“文革”后期王石已经意识到，自己过去的思想是极端的，有问题的。

1991年，电视剧《渴望》大红大紫，编剧之一王石打算从解放军艺术学院转业到地方。时任北京市长张百发承诺，愿意去哪个单位随便挑。

王石钦佩巴金的境界：不领工资，完全靠稿费生活。他回答：“我愿意做这样的事情，能挣到一个馒头就吃一个馒头，挣不到就饿肚子。”1992年，他如愿以偿，进入文促会直至今日。

南方周末：文促会怎样定义“中华文化”？

王石：我们今天谈及中华文化，主要是指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认为其价值核心是民族精神和道德伦理，而不是当下的文化。对文促会而言，除基本价值理念外，当然还要关注民间传统，就是西方所说的“小传统”，包括风俗、节日。我们创立“节庆中华协作体”，主办“七节论坛”，研讨传统节日中蕴涵的核心价值和现代呈现方式，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南方周末：“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文化的命运”怎么开始成为文促会的核心问题？

王石：物质的、科技的乃至管理的部分比较容易实现全球化，甚至是一体化。但在精神的、传统的、文化的层面，就会发生“底色不同”的问题。越是历史久远、传统深厚的民族，这类问题就越明显，如中国、印度。学术界因此有“现代化是单数或复数”之说。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传统文化也面临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的挑战。

南方周末：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在探讨这类问题。

王石：这类探讨从未消歇过，主要问题是极端化的对立，现在应该比较理性地看待自己和别人了。我有些悲观，认为近一百多年以来，说其他文明中断了，中华文明没有中断，是自欺欺人。实际上，从核心价值到制度，都中断了，或者叫变迁。顶多在民间层面有些保留，可以叫藕断丝连。现在要接续下去，中间至少四代接近空白，应当怎么接续，不是喊口号可以解决的。现在有些盲目自大，盲目乐观，我不赞成。

南方周末：你如何看待近年来学界对鲁迅的反思？

王石：反思是个好东西。对鲁迅为什么不能反思？鲁迅有局限，我们也有局限。他的特色是尖刻，过度尖刻容易偏激、片面，所以尖刻不意味着深刻。鲁迅完全否定中医，把中国文明史归纳为“吃人”二字，又说越是民族越是世界的，都是片面之论。不过，否定传统的不是他一个人，是谭嗣同、陈独秀、胡适等一批人。也不只是中国人。马克斯·韦伯认为少一分传统，才能多一分现代化；1950年代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基本是同样的调子。

把政治、经济、文化形态一一对应，一切都要打倒重来，过去都不算数了——文革肯定是走到极端了。这样看，才能认识到十七大提出中华文化是多么了不起。

南方周末：说摒弃传统曾是世界性潮流，在这方面，中国的特色是什么？

王石：主要是小平同志说的“左”。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执政期间首相换了二十多位，每一位首相都想革新，但英国民众很安心，他们觉得有女王在不会丢了传统。英国还有保守党的制衡。中国从五四以后，就“左而又左，一左再左”，什么时候都是激进主义吃香，保守主义永远是贬义词，只配丢到垃圾箱里。对传统，虽然有人说话，如钱穆、陈寅恪，但声音微弱。在推倒传统方面，胡适、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人是统一战线，一个比一个左，到“文革”已走向极端。

南方周末：复兴传统文化是否只是恋旧心理？

王石：不是。我同意周有光所说的，我们讲复兴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前面说中华文化主要指传统文化，指以往的存在。现在说复兴，是指从传统文化出发，创造新的文化，或者可以称为新时代的中华文化，包括现代阐释、现代化的转化、与其他文化相融合等。

南方周末：你认为在弘扬中华文化过程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

王石：改革开放以来强势的文化，我看一是过度政治化的文化，二是过度商业化的文化。这两种倾向的共同缺失，是忽视人文价值，实际上忽视文化。文化产业应当发展，但不是灵丹妙药，文化产业就其大众化的一面而言，本身就意味着低俗化。我也赞成一些学者批评的复古，类如祭祀、把《易经》说成算命看风水，以及原封不动学《弟子规》《二十四孝》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