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想到冯友兰先生

中华文促会常务副主席王石在第二届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这次，来自国内外的学界朋友聚会开封，畅论宋学，让我很有获益，也很有感慨。因为是在河南，我就想到冯友兰先生，这位当代硕儒，这位一生不断思考，将自己的学术与民族复兴，国家进步始终连在一起，并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阐释中国哲学的、具有国际影响的哲学家。

　　冯先生是河南唐河县人，曾在开封读中学1年，赴美回国后也曾在中州大学任教（五四时期），95岁自拟预寿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

　　我想到冯友兰先生，当然不只因为他是河南人，更重要的是他的学术气象。

　　我们的会议是宋学国际研讨会，重点应该是“二程”，因为“二程”称为洛学，又是理学的创始人，首先是河南的骄傲。

　　所以我想到冯先生对“二程”的研究。他的研究，也可以说是融通古今中外。（他的新理学是接着伊川讲，而其气象境界，更近于明道。学生陈来曾以“道学气象”论冯，冯推崇明道“秋日”诗：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冯对“二程”的研究很深。“二程”是兄弟，家世背景、政治态度相同，同是理学创始人，他们的讲学，统称为“程子曰”，朱熹也如此说他们的著作也编在一起，称“程氏遗书”。其中部分标明明道先生语、伊川先生语，有些则说“二先生语”，不加分别。冯以前，人们基本上视“二程”为一派。但冯有一个重要的看法，别人没有的看法。他认为程氏兄弟分别很大，所用名词相同，而内涵不一。程颐讲的是：理是一类事物之所以为一类事物。而程颢讲的是理之自然。“二程”之后，程颐的思想成为理学，程颢则成为陆王心学的先导。

　　冯讲理学，以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师从杜威学习“新实在论”，作为一种出发点和贯穿线。起点已经不同。而他的重点，是讲共相殊相，就是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一方面是“二程”所谓“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之四海而准”，“有物必有则”，“则”即“理”，就是标准。如方、如圆是一种标准。但每一个具体的方的东西又不同。这就是理一分殊（是从华严宗、禅宗中来）。周易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程颐认为道是一般，气是特殊。程颐在《周易传》的序文中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体是一般，用是特殊，微是一般，显是特殊，还有本是一般，末是特殊。

　　冯认为这是真正的哲学问题。

　　他从中国古代哲学讲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同类思想。他认为事物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是人类的共同问题，由“理在事中”，他讲到实事求是，认为实事求是就是从事物的、具体的状态中去寻求事物的普遍规律。他由此又想到毛泽东思想，认为毛的思想并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且还有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讲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一般寓于特殊之中，不是源于马列，不是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而是源于中国古典哲学。

　　冯的上述思想，也扩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认为现代化是共性，学习西方是要学习这些共性的东西。对中国而言，还要保持文化的同一性和个性。他说中国每当出现一个统一国家的势头，就会出现一种哲学，作为国家的指针。他认为中国哲学大有前景，临去世之前还这样说。

　　从“二程”的理、理一分殊，讲到易传的形而上、形而下，讲到孟子万物皆备于我，讲到柏拉图，讲到新实在论，讲到哲学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讲到毛泽东思想的来源，讲到改革开放时期所注重的实事求是，又讲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学习西方，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的同一性和个性，什么是融通古今中外，这就是。

　　习近平总书记8·19讲话讲到“融通中外”。

　　融通古今中外，是发展学术的前提，对此不应该有任何怀疑。张岱年先生曾说，清末民初的一批人，是中国文化的第三个高峰。前两个是春秋战国和宋代。

　　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鲁迅、陈寅恪，还包括科学、文艺各方面。

　　之所以出现这个高峰，除了客观上军阀混战，没有所谓统一的思想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中西文化的大规模的、多学科的接触、交流、碰撞和融合。还包括传统与现代，即古今融合。

　　一言以蔽之，是融通古今中外。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在全球化时代，这种融通显得更为必要。

　　习总书记讲“大势”，是指世界的大趋势。

　　文化上大势是什么？

　　毫无疑问是融合，是前所未有的大融合。

　　我们有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往往表达为一种语式。就是：在当今世界格局和文化语境下，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样性成为各国、各民族所普遍注重的问题。

　　这种语式会让人误以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趋势是多元化、多样性。不是如此。

　　大趋势是融合。多样性、多元化问题的产生、提出，是因为融合。融合引出多元化、多样性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非西方国家担心在融合的大趋势下，自己的文化会被淹没，这的确是全球化引发的问题，但它不是全球化的大趋势，或者说主要趋势。主要趋势是融合。

　　为什么会出现文化的融合？

　　是因为人类社会组织越来越大。换一句话说，人所面对的人群，所面对的空间越来越大。

　　社会越来越大，大到整个地球连成一片。社会大，文化必大。因为要有共同的“游戏规则”，即共同价值。这个共同价值，或者说普世价值，就是文化。

　　中华文化，中国人，既不能自大，也不能自外于人类，应当成为世界一员，并以自己的文化贡献社会。

　　所以，我们的主张是融通古今中外。这就不能搞极端对立、古今对立、传统与现代对立、中西方文化对立、把对立绝对化是不正确的，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是东风西风的思想，是你死我活的思想。

　　中国的哲学思想中有一个根本的思想，人人都懂的思想是一阴一阳谓之道。是阴阳相合，阴阳相依，阴阳调和，既对立又统一，易经、道家、宋学（太极图）都讲这个道理。阴阳都可以调和，古今、中西、有什么不能调和的？学术界常说“中西马”。我看谁有本事融合中西马，超越中西马，谁就会发展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不能把社会主义搞成干瘪瘪的一道菜。

　　冯对于新中国，对于社会主义，对于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充满期待，他去世前一直在墙上挂有自己撰写的一副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诗经大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今年是冯友兰先生逝世23周年，以此文纪念冯友兰先生。并祝愿“中华文化论坛——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能够越办越好。